思考 – Page 2 – TheMarketMemo

轉自：德國之聲中文網，作者：長平

正在中國熱映的影片《流浪地球》預示，直到太陽系末日，甚至地球移居新的恆星系以後，中國現有社會形態都不會發生任何改變。時評人長平認為，雨果獎得主劉慈欣信奉的技術主義是一種政治謊言。

科幻文藝可以分為兩類：烏托邦和反烏托邦。烏托邦就是幻想美好未來，人性戰勝邪惡，民主戰勝專制，人類戰勝入侵者。自儒勒•凡爾以後，反烏托邦漸成主流。反烏托邦作品對人類未來充滿焦慮，並描繪出來警示當下。這些警示包括資源耗盡與驚天浩劫，但與此並行或者相互糾纏的極權專制對自由意志的控制和滅殺。《一九八四》、《星球大戰》、《黑客帝國》、《V字仇殺隊》、《撕裂的末日》等等，都在討論這樣的主題。還有一些電影，如《12猴子》、《未來水世界》、《人工智能》等等，並沒有直接表現政治，但是絕對不會暗示專制政權最終拯救人類。

正在熱映的中國電影《流浪地球》真正的創舉，也是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在於，他打破了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的傳統分類。看上去，它的主題是愛與希望，而且人類依靠強大的求生意志最終拯救了地球。但是，影片自始自終都在提示：這一切都可以在專制社會發生。

作者：張維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聯合創始人）

我這幾年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人類為什麼會犯錯誤，甚至是災難性的錯誤？我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是，人類犯錯誤有兩個基本原因，第一個原因是由於我們的無知，第二個原因是因為我們的無恥。當然，從佛教的觀點看，無恥本質上也是無知的表現，不知道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

好心乾壞事就是由於無知，不知道我們採取某種行動的後果是什麼而犯的錯誤。父母出於愛而干涉兒女的婚姻導致的愛情悲劇就是一個例子。也有大量的是壞心乾壞事，為了個人的私利損害他人，就是由無恥導致的錯誤，比如秦始皇的焚書坑儒。

當然，現實中，大量的錯誤是無知與無恥結合的產物。「文革」就是多數人的無知和少數人的無恥共同造成的。少數人發動了這場運動，多數人由於無知而積極參與，等明白過來悔之晚也，結果造成了一場毀滅人性、毀滅文化的歷史大悲劇。而且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人類歷史上多數人的無知和少數人的無恥導致的災難是非常多的，代價也是巨大的。

比如義和團運動，拳民們以為修煉100天、念念咒語就可以刀槍不入，這是無知。對慈禧太后和剛毅、惇親王載濂、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莊親王載勳這些滿清統治者來講，既有無知的一面，更有無恥的一面。他們想利用義和團的運動進行宮廷權力鬥爭，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這是無恥。清廷中也有很多人將義和團當成升官發財的好機會，也是無恥。結果是生靈塗炭，民族危亡。

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人搞「東南互保」，是因為他們比慈禧太后等人更明白一點，從而使整個東南中國避免了義和拳運動的影響和外國的入侵。

再比如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發起大躍進，全民煉鋼鐵，吃大鍋飯，可以說是無知的表現，但是大躍進當中，那麼多的浮誇、虛報：畝產一萬斤、十萬斤等等，就不僅僅是無知，而是無恥了。為了個人保官位而虛報浮誇，視民眾如草芥，即使看起來是無奈，實際上都是無恥的表現。

人類歷史上由於無知導致的最大災難是什麼呢？就是在佔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多的國家中自上而下強制實行的一種制度，這種制度我們叫它「計劃經濟」。

我們現在很難想象，為什麼當時那麼多聰明的學者，那麼多高智商的政治家、政府官員，居然能夠相信中央集權的計劃機關能夠告訴全社會應該生產什麼，怎麼樣生產，為誰生產，定多少價格。但那時，這些人對這個制度深信不疑。

仔細想一下，搞計劃經濟不僅是無知，而且是無知到不知自己無知。老子告誡我們：不知知，病也。明明自己不知道，還以為自己知道，由此導致巨大的經濟和社會災難，真是可悲至極！

特別想提醒一點，當時搞計劃經濟的理論依據，不僅僅是來自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也來自西方的主流經濟學家。蘭格就是用新古典經濟學模式論證計劃經濟是可行的。他把新古典經濟學為證明市場的有效性而做出的假設當做現實本身，宣稱計劃可以模擬出競爭市場體制，可以像市場一樣有效地配置資源。結果，蘭格被認為是有關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可行性大論戰的勝利者，受到主流經濟學家的推崇，而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反對計劃經濟的學者則成為人們譏諷的對象。

我們仔細想一想，真的太可笑了。計劃機關要收集好多的信息，這怎麼可能？更不用說，經濟是一個動態過程，在沒有市場和企業家的情況下，所設想的信息根本就不存在。想一下，在iPad沒生產出來的時候，怎麼統計對它的需求呢？現在做的好多事情，我們真的不明白我們在做什麼。主流經濟學家也根本沒有搞明白市場究竟是怎麼運行的，但他們以為自己明白。

這個例子也告訴我們，怎麼樣正確對待科學？科學總的目標是減少人類的無知，但是科學的進步有時候也會增加我們的無知。比如說，一直到19世紀早期的時候，歐洲的醫生、植物學家仍然號召各國砍樹，目的是改善公共衛生。為什麼呢？根據科學家的研究，好多傳染疾病是由於蒼蠅、蚊子傳染的，把樹砍了以後，蒼蠅、蚊子沒地方呆了，疾病就可以減少了。這是科學家提的建議。幸運的是，人們很快發現，這樣做導致的是生態災難。

看一下我們現在，這個問題更為嚴重。那麼多的社會「工程」，這個工程那個工程，甚至有什麼「國家創新工程」，「培養1000個喬布斯工程」。我們以為科學的創造、自主知識技術的開發、企業家的成長，可以像工程師設計大樓一樣設計出來，用工程師的思維考慮社會問題本身就是無知的表現。

回顧一下我自己對價格改革的認識。在1983年下半年開始準備碩士論文，研究價格改革的時候，我驚訝地發現，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都認為正確的價格是可以計算出來的，所謂價格改革就是政府怎麼調價。分歧在什麼地方呢？分歧在是應該按照勞動價值定價，還是按照生產價格定價，或者按「均衡價格」定價？還有就是「大調」一步到位還是「小調」分步逐步到位？但很少有人懷疑價格本身不能由政府計算。

政府高層決策者也深信這一點，所以在1981年成立了國務院價格中心，找了50多位經濟學家和價格專家，買了大型計算機，收集了全國的投入產出數據，編制出投入產出表。這確實有一點不可思議，但是當時大家很虔誠，相信肯定能計算出來。中央領導等著，什麼時候理論價格計算出來了，我們就可以調整價格了。當然大家知道這個正確的價格一直計算不出來，或者即使計算出來了也沒人敢相信它。這是我當時瞭解到的情況。

我從一開始就對政府計算價格的能力有懷疑。對我來講，價格怎麼能計算出來呢？我花大量的時間思考這個問題：究竟一個正確的價格怎麼樣形成？我的基本結論是，只要是政府制定的價格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價格，價格只能在交易市場中形成。我當時用了一個比喻，政府定的價格，類似用不脹鋼做的一個溫度計，即使初始確定的溫度指數是合適的，但之後外邊的溫度怎麼樣變化，溫度計本身不反應，已經沒有意義了。

所以，中國的價格改革，無論大調還是小調都不能解決問題，絕不應該把「寶」押在價格調整上。我當時提出一個思路，唯一的辦法就是「放」。怎麼放價格呢？就是通過雙軌制逐步放開。

雙軌制的思路其實很簡單。按當時形成的歷史，將計劃指標固定下來，不再擴大，按照官價交易，計劃外的價格全部放開，這就形成同一產品的雙軌價格。接下來的工作就是用各種各樣的措施（包括先調後放），怎麼樣使得計劃內的逐步消失，最後都變成完全的市場價格，那是技術性的問題。

為什麼不能把價格一下子都放開？原因有兩個：一是因為我們無知，二是要照顧既得利益。市場定價就是企業定價，但當時的國有企業已經習慣於政府定價，一次放開震動太大，會使企業無所適從。用我當時的話說，「放活市場，企業要由生產型轉變為生產經營型，這就類似要讓一個從來沒有離開過父母的孩子獨立生活，總得有個適應過程。」另一方面，牌價供應的原材料和生活資料本身就是企業和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改革要尊重既得利益，雙軌制就是在尊重既得利益的前提下逐步走向市場經濟。

這就是《以價格體制的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一文的基本內容。這篇文章完成於1984年4月21日，大概比莫乾山會議早4個多月，刊印在1984年6月國務院經濟技術中心能源組的內部刊物《專家建議》第三期，是我入選莫乾山會議的論文。莫乾山會議之前，我已有了第二稿，發表在《內蒙古經濟研究》1984年第四期，那是個公開的刊物。

我講這個故事的意思是說，如果我們認識到人類本身的好多無知，解決體制問題的辦法就可能有不同的思路。如果我們以為我們自己知道得很多，以為我們非常的聰明，我們實際上在花大量的時間，浪費在那些對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沒有答案的方面。就價格改革來說，如果我們以為我們知道什麼是合理的價格，我們要做的就是怎麼調整價格，走進死衚衕。如果我們承認不知道什麼是合理的價格，思路就自然轉到了如何放開價格上來，才會有雙軌制的改革思路。

今天也是類似的問題。比如，根據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理論，好多人認為我們對貨幣、就業、通貨膨脹之間的關係知道得很清楚，我們知道什麼時候應該降低利率，什麼時候提高利率。是那樣嗎？過去幾年的歷史，證明不僅是中國，全世界各國的經濟學家和政府對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關係是很無知的。

無知的情況下最好的政策是什麼？以不變應萬變，不要那麼瞎折騰，一會兒看著經濟有問題了，大量放水，一會兒看著通貨膨脹來了，猛抽信貸。不承認無知使我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再看產業政策。好多的政府部門仍然相信，政府可以知道未來什麼是核心產業、主導產業，我們應該怎麼樣發展。從歷史來看，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犯了太多的錯誤。其實我們根本不知道，究竟什麼是未來的核心的主導的產業，什麼是未來技術發展的方向，這些工作只能交給企業家去探索。寧波市出錢培養一千個喬布斯，更表現出我們太無知，卻以為自己知道。回到老子的話，我們有病。

其實，政府的產業政策經常變成無知者與無恥者合謀攫取公共資源的尋租手段。某些個人或企業出於自身利益忽悠政府，負責分配資源的政府官員搞不明白，幾千萬甚至幾億的資金就撥下去了。還有一種情況是，起先由於政府部門的無知投錯方向投錯了人，但為了掩蓋自己的決策錯誤又繼續追加投資，從無知走向無恥，錯上加錯。幾年前暴露的上海交通大學某教授的自主知識芯片開發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樣的例子應該不在少數。

為什麼要市場經濟呢？其實很簡單，只有市場經濟才可以避免由於多數人的無知和少數人的無恥相結合導致的人類災難。市場經濟是分散決策，資源也分散在眾多的所有者手裡，即使少數當權者出於自身的利益想搞大運動，他們也動員不了那麼多資源。如果當年搞市場經濟而不是計劃經濟，可能有大躍進嗎？可能死那麼多人嗎？市場經濟下有貧富差距，地震可以死人，龍捲風可以死人，但是在市場經濟情況下，不會因為糧食短缺而餓死人。

市場經濟其實也減少好多的無知。在市場當中，正確的知識、對未來判斷的準確程度決定利潤的大小，決定成敗，這就給企業家一個動力，怎麼樣減少自己的無知。市場是企業家不斷地發現、創造、加工信息的過程。這些信息在沒有企業家的計劃經濟下是不存在的。

市場經濟也使我們的自利行為不變成傷害他人的無恥行為。市場就是好壞別人說了算，而不是自己說了算。在競爭的市場當中，你要謀求自己的利益，首先要給別人創造價值，給消費者創造價值，給客戶創造價值。市場競爭就是為消費者創造價值的競爭。而在計劃經濟下，謀取個人利益的最好手段是損害他人，攫取別人的勞動成果，佔別人的便宜。

這就是我們需要市場經濟的原因。如果說當年搞計劃經濟是因為無知，現在再搞計劃經濟就是無恥了。

我怎麼保證我以上所說的不是由於自己的無知甚至無恥才這麼講的呢？解決這個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思想自由，學術競爭。

任何一種思想，無論是哲學的還是宗教的，無論創始人多麼偉大，無論在創造時多麼正確，一旦變成取得壟斷地位，就會變成無知的助推器，無恥的保護神，就會滋生無知和無恥給人類帶來的災難。

所以我們的希望在於我們未來的學術環境，如果我們能夠有學術自由，如果我們允許思想競爭，我們就會少一點無知，少一點無恥，少一點災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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