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失敗:一個體制內人士與北京決裂

蔡霞

在習近平2012年上台時,我對中國充滿了希望。作為一名培訓中共高幹的著名黨校的教授,我對歷史有足夠的瞭解,這讓我認識到,中國早已到開放政治體制的時候了。在經歷了十多年的停滯之後,中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改革,而曾暗示具有變革傾向的習近平似乎是領導這場改革的不二人選。

那個時候,我正在經歷長達數十年的對中國官方意識形態的艱難探索,雖然我的職責所在恰恰是對中國官員進行意識形態灌輸。我曾是狂熱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那時在與馬克思主義分道揚鑣,日益轉向西方學術思想以尋求解決中國問題的答案。我曾是官方政策的驕傲捍衛者,但那時已開始為自由化辯護。我曾是中共的忠誠黨員,但那時卻心中懷疑中共信仰的真實性以及它對中國人民的承諾。

正因為此,當事實證明習近平並非改革者,我並不感到驚訝。在習的執政年代,中共政權進一步淪為政治寡頭統治,以極其殘酷無情的方式保持權力。它的壓迫性與獨裁與日俱增。習近平籠罩在個人崇拜的氛圍中,進一步強化黨對意識形態的控制,消除了那一點點僅存的政治言論和公民社會空間。在過去的八年中,你如果沒有在中國大陸生活,那就真的很難理解,這個政權變得有多麼殘酷,而它又製造了多少無聲的悲劇。在公開反對這一制度之後,我得知住在中國不再安全。

一個共產黨員的成長

我出生在一個中共軍人家庭。1928年國共內戰初期,我的外公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農民起義。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國共停戰,我的父母及我母親一家好幾個人都加入了中共領導的軍隊,投身於抗日戰爭。

1949年共產黨勝利後,對於像我們這樣的革命家庭而言,生活是美好的。我父親擔任南京附近地區一支軍隊的指揮官,我母親則在父親部隊所在地城市政府的一個機構擔任主管。我的父母不允許我和我的兩個姐妹有半點特殊待遇,以免我們變成「資產階級嬌小姐」。父親的公務車絕不允許我們乘坐,警衛員也不能替家裡做家務活。儘管如此,我還是從父母的地位中獲益,生活無憂,從未遭受過毛時代大多數中國人所經歷的困苦,更不知道大躍進期間數千萬人被活活餓死。

我眼中所見是一片社會主義的光明前景。我家書架上擺滿了馬列書籍,如《斯大林選集》和《幹部必讀》等。記得十幾歲的時候,我把這些書當作課外讀物。每當打開它們時,我都會充滿敬畏之情。儘管我不懂書中複雜的觀點論述,但我的人生使命是很清楚的:我必須熱愛祖國、繼承父輩的革命傳統、建設沒有剝削壓迫的共產主義社會。我是一個虔誠的信徒。

在1969年我17歲參軍入伍之後,我對共產主義思想有了更深入的瞭解。隨著文化大革命全面展開,毛澤東要求所有人閱讀包括《共產黨宣言》在內的六本馬列著作。書中有一段描述理想社會的文字給我留下持久印象:「代替那存在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儘管我當時還不太理解自由概念的含義,但那些話縈繞在心。 部隊分配我到軍醫大學工作,職責包括管理圖書,其中不乏「反動」書籍,大多是西方文藝和政治理論的中譯本。這些「灰皮書」僅限於體制內人士參閱,目的是讓他們瞭解中國意識形態的敵對方。我私下裡讀了這些書。讓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美國記者威廉·希爾(William Shirer)所著的《第三帝國的興亡》以及一些蘇聯的小說。我意識到,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之外,還存在著另一個思想世界,但我仍然相信馬克思主義是唯一真理。

1978年我離開軍隊,轉業到蘇州市郊的一家國營化肥廠,在其工會及黨委任職。那時,毛澤東已去世,文革結束了。毛的繼任者鄧小平開始改革開放,而作為改革開放之一部分,鄧招募年輕一代有改革意識的幹部,以培養成未來黨內接班的人(第三梯隊)。每個地方黨組織必須選擇若干成員充當第三梯隊,蘇州黨組織選擇了我。我被送到蘇州市委黨校學習兩年,在那裡,我和同學們一起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共黨史。我們還接受了一些古文經典的培訓,由於文革期間教育的中斷,我們錯過了諸如此類文化知識的學習。

我兩次通讀《資本論》,瞭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來龍去脈。對我影響最大的是馬克思關於勞動和價值的理論,即資本家通過剝削工人來積累財富。此外,馬克思的哲學方法以及辯證唯物主義也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馬克思由此發現:資本主義的政治、法律、文化和道德體系是建立在經濟剝削的基礎之上的。 1986年我畢業時,學校人手短缺,我被邀請留在當地黨校任教。我欣然接受,卻讓市領導感到失望,他們更看好我作為黨工幹部的前景。然而,我的新工作開啓了我在中共意識形態灌輸體系中的學術生涯。

從學生到導師

位於北京的中央黨校處於中共黨校系統的金字塔尖。自1933年創建以來,中央黨校培訓了幾代中共高級幹部,後者管理著全國市級以上官僚機構。中央黨校與黨內精英關係密切,始終由一名政治局委員領導。 (2007年至2012年,校長是習近平。)

1989年6月,政府鎮壓了天安門廣場上的民主抗議者,造成數百人喪生。私下裡我感到十分震驚:解放軍竟然向大學生開槍,這與我從小接受的人民軍隊保護人民的觀念背道而馳。只有日本鬼子和國民黨反動派才會殺害人民。這些抗議活動以及東歐共產黨垮台讓中共高層大為驚慌,他們的結論是必須抵制意識形態上的懈怠。黨中央要求地方黨校派一些教師到中央黨校學習以加強黨的思想。我所在的蘇州黨校選派我入京。我在中央黨校的短暫逗留激發我想在那裡深造的願望。我花了一年時間準備入學考試,後被中央黨校理論系的碩士班錄取。那時我如此熱衷於中共黨的路線,以至於在我背後,同學們戲稱我為「馬克思老太太」。 1998年,我獲得了博士學位。並加入了學校的教職員工行列。

我的一些學生是正規研究生,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的訓練,參與中共歷史等常規課程的學習。但是,其他學生則是中高級幹部,包括一些省市領導和部級官員。我的一些學生還是中共中央委員,該委員會由數百人組成,是中共官僚體制的最高機構,負責批准重大決策。

在中央黨校當老師並不容易。教室中的攝像機記錄我們的講課,講課時會有教學主管人監看。我們必須讓班上那些高級別、閱歷豐富的學生覺得課程內容生動,但又不能太過靈活地解釋黨的思想理論,或引起人們對理論「軟肋」的注意。一般而言,我們必須面對班上官員提出的棘手問題,並給出明智的答案。 他們的很多問題都跟官方意識形態的內在矛盾所引起的令人困惑不解有關,而中共意識形態恰恰是要為中共所實施的現實政策提供合理性解釋。比如,2004年對中國憲法的修正案說,政府保護人權和私有財產,但又該怎麼解釋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制度應該廢除私有制的觀點?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激勵人們並提高生產率,但這與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按需分配的諾言相符嗎?

不錯,我仍然忠於中共,但我在質疑自己的信念。在八十年代,中國學術界一些人從馬克思強調人的個性全面發展的思想出發,對「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即使在言論空間不斷窄縮的情況下,仍有少數學者將這一討論延續到了九十年代。我研讀了《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和哲學手稿》,該書認為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解放個體。我認同那些強調自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尤其是安東尼奧·葛蘭西和赫伯特·馬爾庫塞。

在我的碩士論文中,我批評過這樣的觀點,即人們應該始終犧牲個人利益為黨服務。在我的博士論文中,我挑戰傳統中國「富國強兵」的觀念,我認為只有在黨允許中國普通平民富裕起來的前提下,中國才會強大。而現在,我再向前推進一步:在多篇論文和演講中,我指出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太過主導,因此需要進一步改革以使私營企業參與競爭。我還認為,腐敗不應被視為個別幹部的道德敗壞,而應被視為政府控制經濟所導致的體制性問題。

理論與實踐

我的觀點恰好與鄧小平的繼任者江澤民的思想一致。江澤民下決心發展中國的經濟,尋求刺激私營企業發展的政策,併力圖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然而,這些政策與中共長期倡導的計劃經濟和國家自給自足的理論相矛盾。由於馬克思、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思想都無法解決這些矛盾,因此江澤民感到不得不提出新的東西。他稱其為「三個代表」。

與其他人一樣,我第一次聽說這一新理論是在 2000年2月25日晚上,中央電視台播出有關「三個代表」的報道。江澤民說,中共必須在中國做到三個代表: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進步文化,以及最大多數人的利益。作為中央黨校的教授,我馬上意識到,這一理論預示著中共意識形態的重大轉變。特別是「三個代表」中的第一個代表的提出,意味著江澤民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理念,即資本家是一個剝削性的社會群體。取而代之的是,江澤民將黨向他們那個階層開放,我歡迎這一決定。

主管中共黨的意識形態工作的機構是中宣部,該機構負有宣傳江澤民新理論的責任,但他們有著一個麻煩問題:「三個代表」受到了極左派的抨擊,他們認為江澤民示好於私營企業家走得太遠了。為了避免爭論,中宣部選擇淡化稀釋這一理論。 《人民日報》刊登了整頁的文章,通過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文獻進行交叉引用,論證了「三個代表」的正確性。

我發現這不能令人信服。如果只是重申現有的意識形態,那又何必要提出「三個代表」呢?我對黨的宣傳機構的字面化解釋方法感到厭惡。我下定決心要揭示「三個代表」的真實含義,這一理論實際上標誌著中國的大膽探索。而它也將導致我與中共根深蒂固的官僚主義發生衝突。

不學無術的精英

2001年初的一個偶然機會,使我得以推動對「三個代表」的正確認識。當時中央電視台聽說我對江澤民的新理論特別感興趣,就邀請我為他們製作「三個代表」電視節目撰寫腳本。我花了六個月的時間研究和編寫紀錄片解說文稿,並與電視台製作人進行了詳盡的討論。我在解說詞中強調,只有政策創新才能應對新時代的挑戰。我強調江澤民的說法:政府要減少對經濟的干預,黨的任務不再是製造暴力革命反對剝削的資本家,而是要鼓勵創造財富,以及平衡社會各階層的利益。

6月16日下午,中央電視台四位副台長聚集在該台總部的一間工作室中,審查每集30分鐘的三集紀錄片。看著看著,他們的臉色暗了下來。第一集放完時,其中一位副台長說:「讓我們停一下。」

「蔡老師,請您來做「三個代表」片子,是為什麼?您知道?」他問。

我回答說:「黨提出了一種新的思想理論,我們需要把它宣傳好啊。」

這位官員不為所動,他接著說:「您的研究創新盡可以在黨校課堂里講,但不能拿到電視里來講。電視里要十分保險才是。」那時,沒有人能完全確定「三個代表」的最終含義是什麼,他擔心我的解說詞可能與宣傳部的觀點不一致。 「如果有任何出入,影響將會太大。」

另一位台領導附和說:「今年是中共黨誕生八十週年,八十大壽啊!」他高聲說道。這樣的週年紀念日不需要討論黨所面臨的挑戰,而需要慶祝其英勇獲勝的偉業。那一刻,我明白了:中央電視台的人對意識形態的真正含義毫無興趣,他們只是想讓黨看起來光鮮亮麗,並吹捧上級。

接下來的十天,我們為重新製作紀錄片而忙活。我們刪去敏感詞彙,日以繼夜地工作,我寫的解說詞經過黨內各官僚團隊的數次政治審查。終於這一天,十幾名官員開會進行最後一輪審片,而這一回卻讓我見識了中共黨的偽善。會中有個審查委員會的高官發言。在紀錄片的第二集中,我引用了鄧小平的名言:「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才是硬道理。」

這位官員質問: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那社會主義是什麼?」他繼續斥責,聲音越來越大。 「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兩句話怎麼能連得起來?你倒是說說看。」

我被震驚了。這些都是鄧小平的原話,而這位國家廣電總局的領導、負責監督所有廣播媒體的強大機構的高官,竟然不知道?我立即想到毛澤東文革期間對官僚的批評:「不讀書、不看報」。

空洞的思想

2001年期間,為宣傳江澤民理論,中宣部著手為「三個代表」制定學習綱要,將作為中央文件向全黨印發,以期學習貫徹。也許是因為我參與了央視節目,並在一次學術會議上就「三個代表」發表看法,所以我被邀請提供幫助。

我被送至北京西山附近的中宣部培訓中心,一起隨行還有一位學者以及18名宣傳部官員。中宣部已經確定了學習綱要的總體框架,我們的工作是在框架中填充內容。我的任務是撰寫黨建部分。

為中央委員會起草文件是高度機密的。我和我的同事被禁止離開我們寫作居住的地方,也不能接待客人。中宣部所召集的會議,如未被邀請參與,就不能去詢問。我們這些撰稿人可以在一起吃飯散步,但禁止討論工作。我是組里唯一的女士。晚餐時,男人們閒聊講笑話。此類酒精助興的黃色八卦,我覺得極其庸俗,往往吃了幾口飯就溜出來。後來,一位參與者把我叫到一邊,對我解釋說,談論公務只會給我們帶來麻煩。所以將談話範圍限制在性議題上,更安全愉快。

幫助撰寫「學習綱要」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寫作任務,但也是最荒謬可笑的。我的工作是通讀一堆記錄江澤民思想的文獻,包括機密講話和內部文件。然後,我把相關的合適的引用語摘出來,放在各個小標題下,並注明來源。我不能添加或刪減文本,但可以將句號更改為逗號,以及將一句引用語與另一句糾合在一起。這令我驚訝不已,在後毛時代中共正式解釋的黨最重要 的一次意識形態變動,也只不過是剪刀加漿糊的活兒而已。

因為任務是如此簡單,所以我花很多時間無聊地等待我乾的活兒被審核。有一天,我試探著問一位參與編寫工作的人大教授:「我們這麼編,不就是搞變相的毛主席語錄嗎?(指類似於文革期間廣泛流行的摘錄毛警句的紅色口袋小書)」 他朝周邊看看,詭詰地笑笑說:「別操那麼多心。這麼好的風景地兒,好吃好喝好散步,享受這麼好的療養,哪裡找去?找本書來看,只要不耽誤叫你開會就行。」

2003年6月,《「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綱要》新聞發佈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高調舉行,所有參寫人員被邀請出席。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長劉雲山出席會議並作報告。看著這些官員猶如上台表演似的空談闊論,我有一種不斷地往下沈淪的感覺。我所理解的,作為黨的意識形態三個代表思想中的重要關鍵點,已經被完全從文件中擠牙膏似的擠出去了,而代之以一些陳詞濫調來拼湊。想到每天晚上飯桌上的黃段子情景,我第一次感到,那個長期以來被我奉為神聖的體系實在是太荒謬到令人無法忍受。

銷售理念

我起草「學習綱要」的經歷告訴我,中共所倡導的所謂神聖理論其實是用來欺騙中國人民的自私工具。我很快瞭解到,它也是一種牟利賺錢的手段。我認識的一位在新聞出版總署工作的官員,該署具有出版書籍和雜誌的審批權,這位官員告訴我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涉及中共內部為獲得出版收入而進行的爭奪戰。

多年來,紅旗出版社一直是負責出版中共黨內教育書籍的三個機構之一。 2005年,該社正著手出版一本黨內教育的常規讀物,當時遭到來自中央組織部(負責中共人事決定的權力機構)的一位官員干預,並堅持認為只有中組部才有權出版該書。該官員要求新聞出版總署阻止這本書的出版。但是,紅旗出版社的主要工作恰恰是出版有關意識形態的書籍。為了擺脫困境,新聞出版總署對這本書進行審查,希望找到可以阻止該書出版的藉口,但令人尷尬的是,居然挑不出毛病。

為什麼中組部如此視出版讀物的權力為自己的領地地盤?一切都歸結為金錢。許多部門各自有小金庫,這些資金用於高級官員的奢侈享受,並給部門內部的員工分配「福利補貼」。補充這些小金庫最簡單方法是出版書籍。當時,中共有超過360萬個草根組織,每個組織都被要求購買新的出版物。如果這本書的定價是每本十元,就意味著至少有3600萬元的銷售額,相當於今天的500萬美元以上。由於這筆錢來自地方黨支部的公款預算,因此該計劃實質上是強迫地方黨政用公款買書,為該黨的高層機構帶來暴利。難怪中組部每年都會推動一個新的政治教育主題。難怪中共黨內幾乎所有機構都有自己的出版部門。幾乎每個部門都在發明新的賺錢方式,貪腐滲透中共體制。

我雖然越來越失望,但並沒有完全棄絕這個黨。與許多體制內的學者一樣,我仍然希望中共能夠接受改革,朝著某種民主的方向發展。在江澤民時代的後期,中共開始容忍黨內對敏感問題的相對寬松的討論,只要這些討論永不對外公開。在中央黨校,我和我的同事——我們自己之間可以自由討論中國政治制度中深層次的問題。我們討論過在政府行政事務中讓行政官員當家,減少黨務官員的作用。我們討論過司法獨立想法,該思想已寫入憲法,但從未真正付諸實踐。

令我們高興的是,中共實際上在自己內部和基層社會中嘗試民主。我把所有這些視之為進步的充滿希望的標誌。但隨後發生的事件卻加劇了我的幻滅感。

另一條道路

一個關鍵的轉折點發生在2008年,當時我去西班牙做短期的卻似乎是命中注定的訪問旅行。作為訪問西班牙學術交流的一部分,我得以深入瞭解到,在1975年獨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去世後,西班牙是如何從專制政體過渡到民主制的。我不禁將西班牙的經驗與中國進行比較。毛在佛朗哥逝世僅十個月後去世,在隨後的三十年中,兩國都經歷了巨大變化。但是,西班牙迅速和平地完成民主轉型,並實現了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而中國僅實現了部分轉型,從計劃經濟過渡到混合經濟,卻沒有實現政治自由。西班牙能教給中國什麼呢?

我的悲觀結論是,中共不太可能在政治上進行改革。一方面,西班牙的轉型是由後弗朗哥政權內的改良主義勢力發起的,如胡安·卡洛斯一世國王,他們將國家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中共在1949年以暴力奪取政權,迷戀於對政治權力具有永久壟斷的執念。從中共的歷史看,特別是其對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的鎮壓,在在表明它不會和平放棄壟斷權力。鄧小平之後的領導人沒有一個有勇氣推動政治改革,他們只是簡單地想把這個責任推卸給未來的領導者。

而是·z我還瞭解到,佛朗哥去世後,西班牙迅速為改革創造了有利環境,鞏固了司法獨立並擴大了新聞自由,乃至將反對派力量納入轉型過程。相比之下,中共把社會和經濟正義的訴求視為對其權力的威脅,他們壓制公民社會,嚴厲限制人民的自由。數十年來,中共政權和人民始終處於對抗之中,很難想象有和解的可能。

對西班牙民主轉型的新認識,加上我對前蘇聯統治集團的研究瞭解,使我從根本上拋棄了我曾矢志不渝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我意識到,馬克思在19世紀提出的理論既被他的個人才智所局限,也被他所處時代的歷史環境所局限。此外,我還意識到,中共所倡導的高度集權化、壓迫性的馬克思主義更多來自於斯大林,而不是馬克思本人。它是徹頭徹尾服務於自私自利的獨裁專制的意識形態。於是我開始在發表文章和講座中暗示,馬克思主義不應被視為絕對真理,中國必須開啓民主之路。 2010年,當一些自由派學者出版《走向憲政》的專輯時,我為其撰寫了一篇討論西班牙經驗的文章。

我與其他自由派學者的共同願景是,中國先從黨內民主開始,經過長時間努力,最終導向憲政民主。中國將擁有一個議會,甚至一個真正的反對黨。我內心擔心,中共可能會粗暴猛烈地抵制這種轉型,但我一直把這種擔心留給自己。相反,在與同事和學生交談時,我強調這種轉型對中國乃至黨本身都是有益的,黨可以通過使自己對人民負責來鞏固其合法性。我教過的許多官員都承認中共所面臨問題,但他們本人卻不能說。他們謹慎地敦促我說服上面。

對習近平的失望

問題在於,在那個時候,江的繼任者胡錦濤正在朝相反的方向發展。 2003年,胡錦濤仍在接班掌權的過程中,便提出「科學發展觀」,以取代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胡的這個理論是另一種嘗試,即試圖用薄薄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來證明中國混合發展模式的合法性,它回避了中國所面臨的的根本問題。事實上,中國突飛猛進的發展正在引發社會衝突,諸如農民的土地被搶佔開發,工廠擠榨工人以獲取更多利潤。尋求政府補救的請願人數量急劇增加,在全國範圍內,群體事件每年超過10萬起。在我看來,這些不滿表明,在政治自由缺位的情況下,中國經濟發展變得越來越困難。

但是,胡錦濤不這樣認為。2008年,他在紀念改革開放30週年的一個慶典上說「不折騰」。我的理解是,胡的這番話意味著中共迄今為止所進行的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改革可得以維持,但不會被推進。胡錦濤其實在為自己辯護,以規避來自兩個方向的指責:保守派認為改革走得太遠,而自由派認為改革走得不夠遠。因此,在胡的守護下,中國進入了一個政治停滯期,一個類似於前蘇聯勃列日涅夫時期所經歷的衰退過程。

因此,當習近平將掌權的趨向於明朗化時,我滿懷樂觀地指望習。輕鬆容易的改革30年以來該改的都改了,現在是攻堅的時候了。鑒於習近平父親在老一代領導人中素有自由主義傾向,以及習近平本人在先前職位上表現出一定的靈活度,我和其他改革倡導者都希望這位新的領導人有勇氣對中國政治體制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對習近平抱有這樣的信心。我所認識的懷疑者分為兩類,而他們都被證明是有先見之明的。

第一類懷疑者是太子黨中不認同習的人——中共黨的創建者的後代。當然,習近平是太子黨,而極有活力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也是。習近平和薄熙來幾乎同時升至省部級高位,預計他們都將進入中共最高政治機構政治局常委,並被視為最高領導人大位的強有力的競爭者。但是,薄熙來在2012年初退出了領導人位置的競爭,當時他捲入了妻子謀殺一名英國商人的案件,而中共政治老人支持穩重的習近平。我認識的一些太子黨深諳習近平的殘酷無情,他們預言習薄之爭不會到此為止。果不出所料,在習近平上台後,薄熙來被判貪污罪,被剝奪全部資產,並被判處無期徒刑。

另一類懷疑者是體制內的一些學者。在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召開一個多月前,習近平即將正式出任中共總書記,我陪一位中國大牌雜誌的資深記者,採訪我校一位擔任領導職務的著名教授,後者對習的職業生涯觀察有年。他們的訪談進行的很輕鬆愉快,採訪結束即將離開前,那個記者看似不經意地隨興拋出一個問題:「聽說習近平在中央黨校大院住過一段時間,他很快要當黨總書記了,你覺得他怎麼樣?」教授的嘴角撇了一下,口氣不屑地說,習近平的「知識不夠」。記者和我對這個直率的回答感到震驚。

儘管有這些消極看法,我還是願意擱置懷疑,將希望寄託於習近平。但在習近平上位後不久,我開始產生疑問。他在2012年12月發表的演講中暗示了一種改革和進步的心態,但他的其他言論卻又暗示要搞倒退,指向改革前的時代。習近平是左還是右?我剛從中央黨校退休,但仍與以前的同事保持聯繫。有一次,我們議論起習近平的某些計劃,其中一位說:「習不是向左還是向右的問題,而是他缺乏基本判斷力,說話沒有邏輯。」此話一出,大家靜默下來,一股寒意襲入我的背脊一陣陣發冷。習有著像上面所說的這些缺陷,我們怎能指望他能領導推進政治改革呢?

我很快得出結論,我們大概不能指望他。習近平於2013年底發佈全面改革計劃後,商界和學術界興奮地預測,他將推進重大改革。我的感覺正好相反。該計劃避開了政治改革的所有關鍵問題。中國長期存在的腐敗,債務過多以及國有企業虧損,問題的根源在於黨的官員有權干預經濟決策而沒有公眾監督。試圖一方面實現經濟自由化,而另一方面更收緊政治控制,兩者是相互矛盾的。儘管如此,習近平發動了毛澤東去世以來最大規模的意識形態運動以復興毛式統治。他的計劃要求加強社會監控,打壓言論自由。厚顏無恥地打著「治理、管理、服務和法律」的旗子,禁止任何關於憲政民主和普世價值的討論。

2014年通過的一攬子法律改革使這一趨勢得以繼續,進一步暴露了中共以法律為工具維持極權統治的意圖。到了這個時候,習近平的偏執和中共的政治倒退都已昭然若揭。如果曾幾何時我還對習近平和黨抱有一點模糊的希望,那麼此時此刻我的幻想終於破滅了。隨後的事件只能證實,就改革本身而言,習近平把停滯的中國推向倒退。2015年,中共逮捕了數百名人權律師。第二年,它發起了一場文革式的運動,批判一位直言不諱的房地產大亨。我對那場鬧劇的反應使我陷入困境。

最後一根稻草

大亨任志強與習近平的衝突日益加劇,他批評習近平審查中國媒體。 2016年2月,中共網站給任志強貼上「反黨」的標籤。我本人並不認識任,但他的案子令人非常不安,因為長期以來,我一直信奉這樣的原則:在中共內部,我們被允許甚至被鼓勵自由發言,以幫助中共糾正自己的錯誤。一個老黨員正因為這樣做而被妖魔化。在經歷了文革之後,我知道貼有「反黨」標籤的人會被剝奪權利,並遭受嚴酷迫害。由於決不允許為任辯護的文章發表在被審查的媒體上,於是我寫的文章發給一個微信群,希望我的朋友們分享給和他們聯繫的人。我的文章很快就四下傳開了。

儘管我的文章大多只是引用黨的章程和行為守則等,但中央黨校紀律檢查委員會卻指控我犯了嚴重錯誤。我面臨一系列令人生畏的約談,訊問者施加心理壓力並設置言語陷阱,以期誘使我對所謂不法行為認罪。這讓人很不舒服,但我意識到這是一場心理較量。如果我不恐懼他們,他們就先輸掉了一半。於是事情陷入僵局:我不斷發文章,而當局不斷叫我進去問話。不久我斷定,安全機構正在竊聽我的電話,閱讀我的數字通信,跟蹤我去哪裡以及與誰見面。中央黨校的退休教授通常只需要獲得學校的許可就可以去香港或國外旅行,但現在學校暗示我,必須先有國家安全機關的批准,我才能出國旅行。

2016年4月發生了一件事:我幾個月前在清華大學的演講稿,其中我有說如果「主義」悖離常識,就會變成謊言,這篇演講稿在香港有影響力的網站上發表了。時機非常不好,因為習近平剛剛宣稱發生在中央黨校的一些自由探討走得太遠,他敦促對教授進行更多的監督。結果5月初,學校紀律檢查委員會再次約談我,並指控我反對習近平。從那時起,中共就禁止我的文章發表在中國的媒體上,包括紙質媒體、所有網站和音像視屏,連我的名字都被封殺。7月的一個晚上,我再次被叫到中央黨校開會,紀律檢查委員會的一名成員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放了約30公分高的一堆資料。他說:「您已經有了這麼多材料了。你自己掂量掂量吧。」很明顯,他們警告我要保持沈默,而如果我再在網上說話,我將受到紀律處分,包括降低退休待遇等。我對自己被如此對待而感到憤慨,儘管我知道別人受到更為嚴厲的對待。

作為中共黨員的這些年中,我從未違法亂紀,也從未有過被約談訓斥的經驗,但是現在,我經常受到黨的官員的訊問。中央黨校的紀律檢查委員會一再威脅我,說有可能舉行當眾羞辱的大型公開會議並正式宣佈給我懲罰。在每次約談結束時,他們都要求我保密。一切都是黑社會的做派,見不得光。

然後是警察暴行的掩蓋,觸發了我與習近平和中共黨的最後決裂。早在2016年5月,環境科學家雷洋在前往機場接岳母的路上,因不明原因被北京警方拘留而去世。為了逃避罪責,警察對雷進行了構陷,指控他在招妓。他的大學校友們對這種誹謗行為感到憤怒,組織起來幫助雷的家人討回公道,事件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為了平息憤怒,中共最高領導層下令進行調查。檢方同意進行獨立的屍體解剖,並計劃進行庭審,對簿公堂。

然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雷洋家鄉的地方政府出面,將雷洋的父母妻兒近乎於「軟禁」,向他們提供了約100萬美元的巨額賠償,要求他們放棄對真相的追求。當雷的家人拒絕時,賠償增加到了300萬美元,甚至後來又加進一棟價值300萬美元的房子。即使如此,雷的妻子仍堅持要還已故丈夫的清白。政府然後向雷的父母施壓,雷的父母在兒媳面前跪下,懇求她放棄此案。是年12月,檢察官宣佈他們不會為雷洋之死而起訴任何人,雷洋家人的律師透露他被迫停止介入。

當我得知這一結果時,我整夜坐在書桌前,充滿悲傷和憤怒。顯而易見,雷之死是警察不法行為所致,上司並沒有懲罰肇事警察,而是用人民辛苦賺來的巨額稅款在庭外尋求和解。官員們不服務於人民,而是沆瀣一氣。我於是問自己:如果中共官員有能力採取這種卑鄙的行動,這個黨你還能信嗎?最重要的是,我還能繼續與這個政權為伍嗎?

經過20年的猶豫、困惑和痛苦後,我決定走出黑暗,與中共徹底決裂。習近平的大倒退也很快讓我別無選擇。習近平於2018年廢除了國家主席任期制,使新斯大林主義的無限統治成為可能,而我必須在其下生活。第二年夏天,我得以持旅遊簽證前往美國。在那裡,我收到一個朋友的短信告訴我:中國當局指責我從事「反華」活動,如果我返回北京,我將可能被逮捕。我決定延長訪問時間,直到一切平靜下來。隨後爆發了新冠病毒大流行,飛往中國的航班被取消,所以我不得不繼續等待。與此同時,我對習近平處理疫情不當很是反感,我簽署了一份請願書,支持武漢眼科醫生李文亮。他因向朋友們發新冠疾病警報而被警察騷擾,並最終死於這種疾病。我收到中央黨校有關部門急迫的電話,要求我回家。

但是中國的氣氛越來越黑暗。持有政治異議的房地產大亨任志強在三月份失蹤,不久被開除黨籍,並被判處18年徒刑。同時,我跟當局的關係進一步惡化,因為我與一小群朋友進行的一次私下談話錄音,未經我同意就被洩漏在網上發表,在這次私下談話中,我稱中共是「政治僵屍」,並說習近平應該下台等。我發給朋友們的一篇簡短文字,文中譴責習近平在香港實施壓制性新國家安全法,也有人把它洩漏了出去。

我知道我有麻煩了。很快我被開除黨籍,學校取消了我的退休待遇,我的銀行帳戶被凍結。我要求中央黨校當局保證我回國後的人身安全,但官員在電話那頭避而不回答這個問題,反而製造模糊的威脅針對我在中國的女兒和她年幼的兒子。正是在這點上我被迫接受這個嚴酷的真相:我沒有回去的路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