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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練子俊

來源:議報

2022年3月17日,中共政治局常委會專門針對新冠疫情防控召開了一次會議,習在會議上強調,各地區各部門各方面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黨政同責,齊抓共管,守土有責,守土盡責,克服麻痹思想、厭戰情緒、僥倖心理、松勁心態。會議強調堅持就是勝利,被認為是對習近平主導的動態清零模式的一次背書。

對中國社情和輿論有所感知的人,會明白習提到的「麻痹思想、厭戰情緒、僥倖心理、松勁心態」等顯然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兩年多以來疫情和中共清零政策政策給社會、民眾以及官僚體系帶來的強烈的疲乏和不滿情緒的外溢。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初期,中共隱瞞策略失敗之後,中共抗疫進入准戰時狀態,各級政府紛紛成立疫情防控指揮部,通過封小區、封城等硬隔離措施,加上大數據流調等管控手法,走出了一條和西方社會不同的所謂清零路線。在特定階段,這種路線貌似成功隔離了新冠病毒的廣泛傳播, 中共也借此不吝贊美自身體制。

隨著新冠病毒演變到奧密克戎變異株,傳染力更強,傳播速度更快,病毒危害性變小,傳播更加隱匿,大部分都是無症狀感染者,清零政策越來越成為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中共衛健康公佈的3月以來的感染人數和感染範圍就是最明顯的證據。 然而,沈溺於前期病毒防控的勝利喜悅之中的中共決策層,並沒有適時調整防疫策略,反而試圖加大全能體制動員能力,不惜代價繼續實施動態清零政策。在這種政策碾壓之下的民生艱難由於強力輿論管控而無處宣洩,而與此同時,面對政治偏執驅動的動態清零政策,中共官僚體系長期緊繃的弦,也不可避免地顯示出麻痹懈怠趨勢。

中共掌控的官僚體系和中共決策層本是相互共生、同枝連理,但官僚體系作為現代社會的一個專業化體系,有其自身行為邏輯和利益訴求,在功能上和中共決策層還是有顯著區別的。本文將參照官僚體系的特徵,以疫情防控為觀察案例,進行一些針對性的分析。疫情防控指揮部實際上整合了中共官僚體系的大部分職能部門,對官僚體制有相當大的代表性。

在中共權力結構中,官僚系統長期以來都經受黨化訓練,中共的意識形態被理所當然地認為是官僚體系的價值,但中共意識形態早已千瘡百孔,罕有真正認同者。官僚體系的這種價值缺失,一方面價使得官僚體系失去了一個必要的安全緩衝區, 無法用價值體系去約束來自上面政策的恣意;同時在面對政治壓力時,官僚體系也無法訴諸道義原則,無法向社會尋求盟友來對抗政治化壓力。在實際運作中,官僚體系則被馴化為組織機器,不需要思考,不需要辯論,只需要執行。

但官僚體系畢竟是專業化組織,他們雖然不是觀念共同體,他們不需要共享某種意識形態,但作為一個群體,他們還是需要有某種形而中層面的價值認同。比如說他們的身份是得到尊重的,他們的職業是有價值的,他們從事的工作是正當的、合理的、必要的、適度的。換句話說,官僚體系可以沒有價值關懷,但不能沒有合理性度量

作為官僚體系成員的個體, 雖然無法影響決策,無法改變官僚體系的組織邏輯,但同時他們也無法脫離其生活的社會環境,他們需要有一個理性化的認知基礎。如果他們沒有在邏輯上被說服,他們的專業訓練得不到尊重,他們就不可能兢兢業業地服務於體制設定的職責。官僚體系並不希望執行那種壓倒一切的政策。長期以來官僚系統不同專業的磨合,使得他們在評估各種政策時,會尋求必要的合理性,而厭惡那種缺乏可行性、缺乏量化指標的政治化目標。比如用最小代價實現最大防控效果,這種政治性話術是不可能轉化為官僚體系的運作邏輯的,也是他們不願承受的。

儘管如此,他們又是善於見風使舵的。參考現實情境,他們會從政治安全角度選擇性地理解各種政策意圖,並以放棄部分理性作為對價。在最高領導人發起的這場防疫戰役中,他們意識到:防疫已經變成了一道政治忠誠度測試題,這意味著不惜一切代價也要實現防控效果。因此在實際的政策選擇過程中,各種不可理喻的封堵措施也就不難理解了。簡單的說,缺乏價值追求、缺乏理性認同,必然導致執行上的盲目、過度。

面對新冠疫情,衛健委系統本來責無旁貸,然而中共的疫情防控,並非基於科學和專業主義來構建,一開始就是高度政治化的。 比如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新冠疫苗使用中,官方一方面標榜「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但在疫苗選擇上卻力推國產的科興和國藥,而效果更佳的美國輝瑞和莫德納(mRNA)疫苗,至今也得不到官方批准使用。在以救死扶傷為基本倫理的醫務人員面前,在急需政府盡責以擺脫病毒威脅的民眾面前,這種所謂民族主義或國家利益的考量,不但是偽善的,甚至是邪惡的。

更可怕的是,在政治執念驅動的防疫政策面前,公共衛生專家、流行病學家沒有相應的話語權,如果不附和官方的立場,很快會面臨失聲和被封殺的局面。專業化導向的官僚系統,同樣沒有發言權。如果說他們對於疫情防控會有一些更客觀和理性的判斷的話,在定於一尊的肅殺的政治遊戲中,他們也會很聰明地閉上嘴巴。當下,歐美社會很大程度上已經實現和病毒共存,甚至香港也在痛苦的摸索之後,選擇與病毒共存。3月17日政治局常委會的會議,則無視疫情形勢發生的根本性變化,繼續強調動態清零,強調堅持就是勝利。這種政治執念驅動的動態清零政策,嚴重缺乏必要性和合理性,缺乏對官僚體系成員的說服力,可以推斷的是,其執行效果只會越來越差。

為了對抗官僚體系的這種懈怠趨勢,中共決策層不惜刀刃向內,通過強化對官僚系統的懲戒來施加政治壓力。根據官方公佈的信息, 江蘇、內蒙、吉林、陝西、山東、廣東等都有諸多官員因履職不力、失職失責等原因被免職, 甚至被追究刑事責任,衛健委系統官員也因此成為官僚體系中的高危部門。疫情給官場帶來了一種無法預防的風險。 這其中比較典型的有,吉林市長被免職,南京衛健委主任被免職,廣東公安廳副廳長被免職。通過鞭打各個層級的官員,習政權試圖讓官僚體系保持動力和效能。

另外,北京甚至專門派出了督查組,赴10個省市開展督查工作,要求各地嚴格貫徹,強化管理。在這種政治高壓之下,官僚系統爭相進行政治表態,進一步從嚴從緊、從細從實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在如此矛盾的情境中,各種執行偏差被進一步放大,甚至向來以精准防控而獲得民間輿論贊譽的上海,也出現了東方醫院護士因為哮喘被本院拒絕治療而失去性命的事件, 以致坊間都在傳,在目前防疫體系下,除了新冠,其他都不是病。

然而奧米克戎不講政治, 根據中國衛健委官方網站消息,3月26日中國新增確診病例1254例,新增無症狀感染者4448例,感染人數依然處在高位。無論中共決策層如何施加政治壓力,都未必能在短期實現清零目標,而這個過程中,官僚體系所承受的壓力和畸變, 無疑會給整個社會帶來比病毒更嚴重的衍生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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