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二大爷
《战国策》里面一个虚构的故事。
秦王灭魏，魏的属国——小小的安陵危在旦夕。面对秦王的威胁，安陵君的使臣唐雎毫无畏惧，绝不退让。秦王说，你知不知道天子之怒，伏尸百万？唐雎反问，你知不知道布衣之怒？秦王说不就是呼天喊地，拿头撞地吗？唐雎说，你说的是匹夫之怒。真正的布衣之怒，伏尸二人，天下吊孝，可能就在今天。秦王大为惶恐，马上折服。
唐雎和荆轲一样，是中国人在三观最正的时代里面，对于愤怒的价值的判断。挑战强权，反抗不公的愤怒，才有存在的意义。
很遗憾，今天我们可以随时见到各种愤怒，却大多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匹夫之怒。不管是躲在学校门口拿无法反抗的孩子出气，还是开着叉车撞向素昧平生的路人，甚或拿着利刃在公交上肆意发泄……，血腥之外，全是可耻。
无论这些行凶的人有多少的冤屈，我都不会有丝毫的同情。因为强者抽刀，总是朝向更强者。只有那些最卑劣的懦夫、最阴暗的病人，才会把愤怒转嫁于更弱者。这样愚蠢的暴行和残杀同胞的义和团一样的可悲，它所代表的不是什么绝望的反抗，而是奴隶的愚昧，蝼蚁的残忍。
这样死不足惜的匹夫之怒，有个专用的名词形容，叫做“底层互害”。当力量孱弱到无法伤害上面的阶层的时候，同一阶层的互害就成为愤怒唯一的出口。阿Q在外受了百般凌辱，无处发泄也不敢发泄，最终选择吴妈的脚和尼姑的头。因为他知道吴妈和尼姑无力反击。这种“人人害我，我害人人”层层向下的欺凌到了最底层，下无可下的时候，就会蜕变成赤裸裸的动物世界的相互倾轧。食物链顶端的狮子悠然自得，泥土之下的虫子相互撕咬。
这样的底层之恶，用一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恐怕难以解释。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资源被少数人占据，阶层的流动陷入固化的时候，底层社会就会因为资源的匮乏沦为丛林法则盛行的动物世界。
严格说来，中国人数百年来大部分时候都生活在这样的动物世界。无论是行为还是思维。在长时间的专治传统中，制度僵化、政治腐败、伦理畸变层层叠加，造成了国民性的劣质化。在单向的，恶意侵害的社会环境中，越是底层，权益越容易受到侵害，却又越无力反抗。就像一群关在笼子里的猴子，即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只能靠争夺彼此的口粮苟延残喘。长期的圈养，既无逃出笼子的勇气，也无打破笼子的力气。猴子不会考虑人的价值，更不知道真正的苦主是谁。
如果这个猴群足够大，悲剧一定足够多。
在一个充满戾气的社会环境中，当只能选择用恐怖主义行为来为个人尊严和价值做注解的时候，人群并不会比猴群好多少。不管你是这种社会中的哪一个环节，那么外部环境逐渐失控的情况下，但凡陷入互害模式，无一幸免。在环环相扣的社会关系中，总有一个坑等着你。因为危如累卵的秩序之下，暴力就会成为最后的话语权。“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死法”，威胁的不可控，会对深陷其中的每一个人造成灾难。哪怕你是食物链最顶层，有特供有警卫，一样有拿着宪法被暴民斗死的可能。
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底层沦陷。它是整个社会沦陷的一部分，不过要比整个社会沦陷的速度更快，程度更深，因为底层没有更多的资源来抵抗沦陷的过程。
我们常说“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套用一下也合适，那就是一个阶层的失控，则所有阶层都危险。底层社会的加速堕落，不仅仅代表着社会自我调节功能的丧失，诉求渠道的堵死，更是整个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前兆，让血泪铸成金字塔有层层崩塌的可能。
我们并不畏惧这样的崩塌。但是一定不能在互害模式中重建。要摒弃这样的模式，首要问题不是加强防范或者引入信仰之类，而是建立起可以制约公权力，让不同阶层的人都能看到希望的社会制度。因为不能实现公平正义的制度，永远是互害模式的温床。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