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是萬惡之源

作者:李大立


100多年前“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俳徊”,“共产党宣言”宣称“共产党的目标用一句话概括起来,就是消灭私有制。”彻底消灭私有制,全面实行公有制,1949年中共篡政后步苏俄后尘,在城市里没收资本家的工厂,一切私营工商业,小至路边小店,没收一切房屋私产,由政府重新“分配”,在农村没收地主富农一切土地房屋财产,分给“贫下中农”,数年后由互助组,合作社进而“人民公社”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结果如何呢?

结果就是城市里肃条冷落,连一间路边小面店都要国营,店员懒懒散散,没人安心工作,顾客稀稀落落,不但消费程序繁复,费时失事,还要看服务员一付晚娘冷面孔。工厂里工人懒洋洋应付上班考勤,为的只是月底那一小点微薄的工资,完全没有任何生产主动性,积极性,大家纷纷把工厂里任何有私用价值的生产资料偷回家去制作家具,家庭用品……使得整个国家生活日用品奇缺,无论什么东西,吃的用的一律凭票供应,共产主义没建成,倒是先建成了一个“票证王国”。“解放”几十年,所有大中小城市,除了“苏联展览舘”几乎没有任何新建筑,大城市全靠旧政府留下的一些高楼大厦撑门面,普遍一家三代四代挤在黑暗狭窄的小平房里,年轻人旡房结婚,上海还曾发生为婚房闹出人命的悲剧。

农村情况更甚,中国广大农村数千年的“各家自种各家田,收获各搬家里囤”的生产秩序被共产党一朝彻底打破,实行所谓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农民集体上工记工分,年终分配粮食现金的人民公社法则。结果全体农民都成了无地的不自由的农奴,可说是完全没有任何生产积极性。

现时有对当年中国农村“人民公社”非常生动真实的描写:早上队长书记吹哨集合训话分工,农民社员懒洋洋开工,书记队长回家抱老婆“学毛著”去了,或者去队部泡茶闲聊“研究工作”,全额工分照记一分不少,到年终书记队长分最多。请看现时文字资料对当时农村情况的记载:

1958年“大跃进”后,由于实行平均分配,许多社员在家装病,三请五请不出门;劳力多人口少的户本来是生产上的主力军,但收入减少最多,因此他们劳动情绪消沉,休息多干活少,不满地说,“共产党没良心了,说的是按劳分配,实际是谁苦战苦了谁”;有的管区有48个人拄上假拐杖不参加劳动;耕地不能及时翻好,致使出现荒地的现象(有的村竟1,500亩地都没耕);同时肥料少,农具缺,水也不足。这与上级想象中的“大跃进”恰恰构成了鲜明的对照。[1]

上述反映的情形不仅是太谷县一个地方的现象。例如,在广东新会也出现了“四多四少”: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装病的人多,吃药的人少;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读书的人多,劳动的人少。有人称当时的人民公社为“三化”:“出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各地的劳动出勤率普遍下降了五、六成,劳动效率和劳动质量也普遍下降。基层干部受到影响也消极起来,甚至随波逐流,对1959年的更大跃进缺乏信心。在全国许多地方,备耕工作重视不够,肥料准备不足,耕畜养护不好。[2] 不少地方发生了宰杀和停养牲畜、禽畜的严重现象,如山东省耕牛死了四分之一,广东不养猪了等等。据李锐回忆,在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上,陶铸说:“九年惨淡经营,真是毁于一旦”,750万农户,70%以上养猪,一吃一死,都不养了;李云仲在金县一个生产队调查,去年有猪300多口,今年只剩了9口,鸡鸭去年几乎杀光了。[3]

总的来说,在农民们眼中,1958年9月“公社化”以后是99%的缺点,东西也不分你我乱拿;公社化俨然就是“共产主义”,一切都归公了;公社化搞食堂,干部假借查卫生的名义到处搜寻粮食,致使群众害了怕,觉得社会变了样;上面是“一平二调三收款”,下面是“一愁二怕三紧张”;群众思想混乱,害怕共产;有“十五气”,第一气领导干部“带了疯气”,人们心里有一股怨气,可是又不敢说,觉得自己就是个受气疙瘩,吃了一年的钉子;人们开始半信半疑,觉得世道不对了;领导上说话不算话,群众对政策也不相信,开始和党脱离;无论是派任务还是调劳力、物资,都顶,形成上下顶牛;并开始哄上头,据说是,干部哄群众,哄一成,群众哄干部,哄九成。……[4] 江西省委党校甚至有80多个县委一级干部在1959年初的“鸣放”中也提出:中央通过的两个有关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5].

经历过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农民实际上已经明白,“集体经济”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从此农民们与共产党离心离德,开始了他们的“反抗”和“坚决抵抗”(毛泽东语)。这一反抗的最主要方式就是“怠工”或“变相罢工”,不生产或是不多生产,表现为出勤率和劳动效率的普遍下降,以及人为造成的田地荒芜,施肥、灌溉和耕作水平的下降。从另一方面讲,在农村经济高度“国营化”的情况下,农民也产生了依靠国家和依赖上面的思想。换言之,在国家“共”他的产的同时,他们也梦想着“共”国家和别人的产。这一时期农民的另一个反抗方式就是瞒产私分。从1959年初的情况看来,瞒产私分是相当普遍的,但不如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那样严重。

无论是怠工、不生产,还是瞒产私分,都是“大跃进”和“困难时期”农民行为的共同特点。显而易见,1958年的“大跃进”事实上把政府和农民逼到了对立的位置上,也可以说双方已经“正式开战”。而在以后的3年里“两军对垒”的结果,自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毛泽东在国际上的声望也大为折损,从此他再未尝试争夺国际共运主流阵营领袖的地位,而是针对国际共运的主流阵营发动了“大批判”。

结果就出现了人类文明史前所未有的1959一1962年的三年大饥荒,活活饿死了3800万人,究竟“大跃进时期”导致多少人死亡?目前官方的人口统计显示:1958年全国人口为65,994万人,比上年增加2.22%,较前几年增长率为低;1959年为67,207万人;1960年为66,207万,减少1千万整;1961年为65,859万。实际上这几年的官方人口统计数据是不真实的。《当代中国的人口》一书首次指出了“三年困难时期”官方的人口统计数字不真实的问题。此外,当时很多列为“正常死亡”的人口中,很大部分实际是饥饿致死的。例如,在甘肃,“死了人还不敢说是饿死的”,对死人区分正常与非正常死亡,“是很难分清楚的”。[6]

《当代中国的人口》披露:1959年的人口数字是“浮夸风”盛行之下有意多报的结果;1960年人口的减少数实际上比公布的1千万多;据1964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回推,1961年的人口数应当是64,508万人,比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少1,351万人;这样3年累计人口减少数为1,486万人。如果考虑到人口的出生、死亡和由此决定的人口自然增长情况(这与前几年相比也有很大变化),这一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当有数千万之多。[7] 另据一项对农业劳动力的统计,1961年比1957年农业劳动力减少了2千万人。[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唯一一次认真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尝试结果,是执政党最后不得不断了实现这一理想的念头,在1970年代末期局部重新回到了农业集体化之前的原点。然而,中国的农民为了这一试验却付出了数千万条生命,但又有谁向死者表示过悔意呢?

相反,执政共产党在其太祖毛泽东死后,意识到老毛那套胡作非为己经使“国民经济衰落到崩溃边缘”,他们的一党专制独裁政权岌岌可危,不得不改弦更张,在城市里恢复私有制,开放民营,结果呢?短短二三十年,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你开一间饮食店,我开一间服装店,街道上一下就热闹起来了,死气沉沉的局面一下就活过来了,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高架桥有了,地铁有了,超市也有了,甚至小汽车也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什么原因发生如此巨变?这就是私有制的威力!

铁一般的事实,旡情地无可争辩地証明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只是一个脱离现实,与人性相悖的空想,它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中国49-78年的经济大倒退,59-62年3800万饿孚的尸骨给它下了最好的注脚

9/11/2017香港

附注:

[1]见晋中地委“关于以算帐为中心的整社试点工作的报告”,太谷县档案:3-1-54;太谷县档案:3-1-58,第4、11、12、13、14、19、22、24、26、35、40、45、51、52、88、93、101、127、130、139页;还参考对胡二娃的访谈(1994年9月)。

[2]《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127至128、131页;在湖南,据说农民“作了一天活,身上没出汗”,见《庐山会议实录》,第372页。

[3]见《庐山会议实录》,页156、26、48等。

[4]太谷县档案:3-1-58,第128、2、13、27、18、48、65、128、129、3、34、61、26、28、32、132页。

[5]《庐山会议实录》,第42页。

[6]“甘肃省农业合作制简史”,《甘肃省农业合作制大事记》,甘肃人民出版社,兰州,1988,第24、38页。

[7]《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6至9页。

[8]《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第5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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