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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大立

100多年前「一個幽靈在歐洲上空俳徊」,「共產黨宣言」宣稱「共產黨的目標用一句話概括起來,就是消滅私有制。」徹底消滅私有制,全面實行公有制,1949年中共篡政後步蘇俄後塵,在城市裡沒收資本家的工廠,一切私營工商業,小至路邊小店,沒收一切房屋私產,由政府重新「分配」,在農村沒收地主富農一切土地房屋財產,分給「貧下中農」,數年後由互助組,合作社進而「人民公社」一切土地收歸國有。結果如何呢?

結果就是城市裡肅條冷落,連一間路邊小面店都要國營,店員懶懶散散,沒人安心工作,顧客稀稀落落,不但消費程序繁復,費時失事,還要看服務員一付晚娘冷面孔。工廠裡工人懶洋洋應付上班考勤,為的只是月底那一小點微薄的工資,完全沒有任何生產主動性,積極性,大家紛紛把工廠裡任何有私用價值的生產資料偷回家去製作傢具,家庭用品……使得整個國家生活日用品奇缺,無論什麼東西,吃的用的一律憑票供應,共產主義沒建成,倒是先建成了一個「票證王國」。「解放」幾十年,所有大中小城市,除了「蘇聯展覽舘」幾乎沒有任何新建築,大城市全靠舊政府留下的一些高樓大廈撐門面,普遍一家三代四代擠在黑暗狹窄的小平房裡,年輕人旡房結婚,上海還曾發生為婚房鬧出人命的悲劇。

農村情況更甚,中國廣大農村數千年的「各家自種各家田,收穫各搬家裡囤」的生產秩序被共產黨一朝徹底打破,實行所謂土地全部收歸國有,農民集體上工記工分,年終分配糧食現金的人民公社法則。結果全體農民都成了無地的不自由的農奴,可說是完全沒有任何生產積極性。

現時有對當年中國農村「人民公社」非常生動真實的描寫:早上隊長書記吹哨集合訓話分工,農民社員懶洋洋開工,書記隊長回家抱老婆「學毛著」去了,或者去隊部泡茶閒聊「研究工作」,全額工分照記一分不少,到年終書記隊長分最多。請看現時文字資料對當時農村情況的記載:

1958年「大躍進」後,由於實行平均分配,許多社員在家裝病,三請五請不出門;勞力多人口少的戶本來是生產上的主力軍,但收入減少最多,因此他們勞動情緒消沈,休息多乾活少,不滿地說,「共產黨沒良心了,說的是按勞分配,實際是誰苦戰苦了誰」;有的管區有48個人拄上假拐杖不參加勞動;耕地不能及時翻好,致使出現荒地的現象(有的村竟1,500畝地都沒耕);同時肥料少,農具缺,水也不足。這與上級想象中的「大躍進」恰恰構成了鮮明的對照。[1]

上述反映的情形不僅是太谷縣一個地方的現象。例如,在廣東新會也出現了「四多四少」:吃飯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裝病的人多,吃藥的人少;學懶的人多,學勤的人少;讀書的人多,勞動的人少。有人稱當時的人民公社為「三化」:「出工自由化、吃飯戰鬥化、收工集體化」。各地的勞動出勤率普遍下降了五、六成,勞動效率和勞動質量也普遍下降。基層幹部受到影響也消極起來,甚至隨波逐流,對1959年的更大躍進缺乏信心。在全國許多地方,備耕工作重視不夠,肥料準備不足,耕畜養護不好。[2] 不少地方發生了宰殺和停養牲畜、禽畜的嚴重現象,如山東省耕牛死了四分之一,廣東不養豬了等等。據李銳回憶,在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上,陶鑄說:「九年慘淡經營,真是毀於一旦」,750萬農戶,70%以上養豬,一吃一死,都不養了;李雲仲在金縣一個生產隊調查,去年有豬300多口,今年只剩了9口,雞鴨去年幾乎殺光了。[3]

總的來說,在農民們眼中,1958年9月「公社化」以後是99%的缺點,東西也不分你我亂拿;公社化儼然就是「共產主義」,一切都歸公了;公社化搞食堂,幹部假借查衛生的名義到處搜尋糧食,致使群眾害了怕,覺得社會變了樣;上面是「一平二調三收款」,下面是「一愁二怕三緊張」;群眾思想混亂,害怕共產;有「十五氣」,第一氣領導幹部「帶了瘋氣」,人們心裡有一股怨氣,可是又不敢說,覺得自己就是個受氣疙瘩,吃了一年的釘子;人們開始半信半疑,覺得世道不對了;領導上說話不算話,群眾對政策也不相信,開始和黨脫離;無論是派任務還是調勞力、物資,都頂,形成上下頂牛;並開始哄上頭,據說是,幹部哄群眾,哄一成,群眾哄幹部,哄九成。……[4] 江西省委黨校甚至有80多個縣委一級幹部在1959年初的「鳴放」中也提出:中央通過的兩個有關公社的決議是「心血來潮」[5].

經歷過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農民實際上已經明白,「集體經濟」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從此農民們與共產黨離心離德,開始了他們的「反抗」和「堅決抵抗」(毛澤東語)。這一反抗的最主要方式就是「怠工」或「變相罷工」,不生產或是不多生產,表現為出勤率和勞動效率的普遍下降,以及人為造成的田地荒蕪,施肥、灌溉和耕作水平的下降。從另一方面講,在農村經濟高度「國營化」的情況下,農民也產生了依靠國家和依賴上面的思想。換言之,在國家「共」他的產的同時,他們也夢想著「共」國家和別人的產。這一時期農民的另一個反抗方式就是瞞產私分。從1959年初的情況看來,瞞產私分是相當普遍的,但不如以後的「三年困難時期」那樣嚴重。

無論是怠工、不生產,還是瞞產私分,都是「大躍進」和「困難時期」農民行為的共同特點。顯而易見,1958年的「大躍進」事實上把政府和農民逼到了對立的位置上,也可以說雙方已經「正式開戰」。而在以後的3年里「兩軍對壘」的結果,自然是處於弱勢地位的農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毛澤東在國際上的聲望也大為折損,從此他再未嘗試爭奪國際共運主流陣營領袖的地位,而是針對國際共運的主流陣營發動了「大批判」。

結果就出現了人類文明史前所未有的1959一1962年的三年大飢荒,活活餓死了3800萬人,究竟「大躍進時期」導致多少人死亡?目前官方的人口統計顯示:1958年全國人口為65,994萬人,比上年增加2.22%,較前幾年增長率為低;1959年為67,207萬人;1960年為66,207萬,減少1千萬整;1961年為65,859萬。實際上這幾年的官方人口統計數據是不真實的。《當代中國的人口》一書首次指出了「三年困難時期」官方的人口統計數字不真實的問題。此外,當時很多列為「正常死亡」的人口中,很大部分實際是飢餓致死的。例如,在甘肅,「死了人還不敢說是餓死的」,對死人區分正常與非正常死亡,「是很難分清楚的」。[6]

《當代中國的人口》披露:1959年的人口數字是「浮誇風」盛行之下有意多報的結果;1960年人口的減少數實際上比公佈的1千萬多;據1964年的人口普查資料回推,1961年的人口數應當是64,508萬人,比官方公佈的統計數少1,351萬人;這樣3年累計人口減少數為1,486萬人。如果考慮到人口的出生、死亡和由此決定的人口自然增長情況(這與前幾年相比也有很大變化),這一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當有數千萬之多。[7] 另據一項對農業勞動力的統計,1961年比1957年農業勞動力減少了2千萬人。[8]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唯一一次認真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嘗試結果,是執政黨最後不得不斷了實現這一理想的念頭,在1970年代末期局部重新回到了農業集體化之前的原點。然而,中國的農民為了這一試驗卻付出了數千萬條生命,但又有誰向死者表示過悔意呢?

相反,執政共產黨在其太祖毛澤東死後,意識到老毛那套胡作非為己經使「國民經濟衰落到崩潰邊緣」,他們的一黨專制獨裁政權岌岌可危,不得不改弦更張,在城市裡恢復私有制,開放民營,結果呢?短短二三十年,城市面貌煥然一新,你開一間飲食店,我開一間服裝店,街道上一下就熱鬧起來了,死氣沈沈的局面一下就活過來了,高樓大廈如雨後春筍拔地而起,高架橋有了,地鐵有了,超市也有了,甚至小汽車也走進了尋常百姓家。什麼原因發生如此巨變?這就是私有制的威力!

鐵一般的事實,旡情地無可爭辯地証明瞭:馬克思共產主義消滅私有制只是一個脫離現實,與人性相悖的空想,它給人類帶來了空前的災難,中國49-78年的經濟大倒退,59-62年3800萬餓孚的屍骨給它下了最好的注腳。

9/11/2017香港

附註:

[1]見晉中地委「關於以算帳為中心的整社試點工作的報告」,太谷縣檔案:3-1-54;太谷縣檔案:3-1-58,第4、11、12、13、14、19、22、24、26、35、40、45、51、52、88、93、101、127、130、139頁;還參考對胡二娃的訪談(1994年9月)。

[2]《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下),第127至128、131頁;在湖南,據說農民「作了一天活,身上沒出汗」,見《廬山會議實錄》,第372頁。

[3]見《廬山會議實錄》,頁156、26、48等。

[4]太谷縣檔案:3-1-58,第128、2、13、27、18、48、65、128、129、3、34、61、26、28、32、132頁。

[5]《廬山會議實錄》,第42頁。

[6]「甘肅省農業合作制簡史」,《甘肅省農業合作制大事記》,甘肅人民出版社,蘭州,1988,第24、38頁。

[7]《當代中國的人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第6至9頁。

[8]《鄧子恢傳》,人民出版社,1996,第5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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