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氓現象:中國人的不可思議

圖文來自網絡,作者不詳


先來講個故事,這是發生在數年前的「安利退貨門事件」,故事發生在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城市——上海。

▌安利退貨門事件

自20世紀90年代後期,隨著跨國企業進入中國,西方世界與中國才在基本的生活層面真正開始相互接觸。在跨國企業大批量遷往中國的過程中,一家名叫「安利(Amway)」的美國保健品跨國公司,也希望在這片它並不熟悉的土地上開展藍圖。

作為一家排名世界500強,並且是前30名的國際知名企業,安利公司直銷制度體系顯得非常獨特,並且被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另眼相看,形容為「最無懈可擊的激勵制度」;被哈佛MBA和中國人大MBA列為教材案例,這家公司自然是實力雄厚,對中國市場充滿了期待。

然而,正是這家巨型企業,在中國最繁榮的城市上海,領略到的是東方人的不可思議之處:

剛進入中國的安利,一切制度是以它在歐美的設計為標準。按美國安利規定,產品實行「無因全款退貨」: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顧客在使用後感到不滿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只要瓶還在,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注意哦,是退全款!這項制度在美國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譽和品牌象徵,退貨率微乎其微。然而在中國,精明的國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國人:很多中國人回家把剛買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後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額退款。在上海,剛剛開業不久的安利公司,每天清早門口排起了退款的長長隊伍,絡繹不絕,人潮湧動,一時間,令安利的美國人大吃一驚。

美國人怎麼也搞不明白:作為擁有半個世紀經營經驗、一整套完整制度體系的安利企業帝國,他們「全額退款制度」在西方實行一直良好,為何到了中國,竟然遭遇如此數量巨大的退貨?真的是產品質量不好嗎,以致於引起成百上千的中國老百姓要求退貨?

但由於承諾在先,安利還是頂著每天的巨大虧損,忠實履行了退貨承諾。然而,令人更加驚異的現象發生了:一方面是產品銷售量劇增,大大超乎公司的預期;可另一方面,拿著空瓶子前來退貨的顧客也越來越多,最後竟然達到每天退款高達100萬元,還得倒貼30萬元產品——終於讓美國安利吃不消了!從這之後,安利公司迅速對中國的制度進行修改:產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則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國)改變了其公司制度,轉變了原先安利(美國)的營銷模式,開始逐步領悟「中國特色」。

傻乎乎的美國人被精明的中國老百姓耍蒙了,上海市民們在這場「退貨風波」中或許暗自冷笑,為自己得到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很多美國人至今也搞不明白:為什麼他們被哈佛大學引以為豪的最先進的制度體系、被譽為「完美無懈可擊的一整套激勵制度」,在中國這片神奇的土壤上,竟遭遇滑鐵盧般的慘敗?

中國人,真是太奇怪了,這完全是一個不遵守遊戲規則的世界。

▌群 氓

在已故的美國作家阿倫特、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的筆下,現實社會中有一群這樣的人:群氓。他們並沒有犯什麼傷天害理的罪行,為的只是圖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從眾,而最終的結果卻是導致了整個社會群體的混亂、更大的醜惡,對整個社會造成極大的損害(信用損害、道德損害、物質損害——如果我們倒退回30年前,是不是能找到似曾相識的情景?),而真正的罪魁禍首卻無法從他們當中找到,因為他們每個人並不是大奸大惡。阿倫特因此也稱之為「平庸的邪惡」。

事實上,這種「平庸的邪惡」現象普遍發生在我們中國民眾身上,大大小小的事件,層出不窮,就在你我周圍,也就是你我每個人心照不宣的小伎倆。尤其,發生在中國最發達的城市、最具有現代公民素質的城市——上海,這樣一件當年轟動的「退貨門事件」,無疑是給國人自己打了一記重重響亮的耳光!

說到這裡,我又想起一個中國特色的現象:領取退休金。

▌群體「犯罪」

中國老一代人們的退休,通常是從自己單位、機關裡領取退休金,而由於老人們的行動不便,這種按時領取退休金的行為通常由子女們代領。而在中國,許多老人去世之後,子女們不主動通知原單位、並且繼續以老人的名義領取養老金的現象普遍存在,有新聞報道曾有老人去世十年後,其子女依舊在以老人的名義去領養老金。事實上,這種「群體貪小便宜」的現象在中國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全國大大小小成百上千城市、鄉鎮,不知有多少老人的子女們在鑽這樣漏洞。乃至於傳出某市鎮的單位,大呼退休金不夠發,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須拿當天報紙親自拍照片,證實本人還活著,才能領取養老金——當然,這引起老人們的子女群體的抗議,認為是對人格的歧視。而在領取退休金的背後,卻通常是人們潛意識里的心態:反正是國家的錢,既然沒阻止我領,也沒發現,我為什麼不領?我這不算貪污犯罪吧

中國有成千上萬個城市、鄉鎮和單位機關,這種公然在老人死後、繼續以老人名義領取退休金的中國特色方式,數目之多,倘若真的一五一十嚴查起來,恐怕嚴重得驚人。這其中,數量上佔多數是平頭百姓的退休職工,他們的子女為貪圖老人的幾百元退休金,年年月月如此,儘管他們個體認為區區幾百元並不算違法,但這種「群體犯罪」的可怖性恰恰展現了中國人內心的劣根。

這讓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的魯迅所寫的《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一個有著千百年歷史背景、西湖十景之一的文物建築——雷峰塔,因為老百姓們傳說此塔的磚塊搬回家可以「闢邪」,於是紛紛偷挖雷峰塔的磚頭,你一塊,我一塊,紛紛搬回家,按人民群眾的說法是:我就搬一塊磚頭,不算犯法啊。於是,最終,雷峰塔在這樣「集體無意識犯罪」的行為下,轟然倒塌,屍骨無存!

這種思維的普遍性,深入每個人的內心,不論是高高在上的官員,還是普通的平頭百姓,只要任何人得到了鑽空子的機會,就會不擇手段地去撈取最大利益,並且,他們並不認為這是可恥,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一切、身體力行地去為之去「爭取」。

現實社會中的許多現象,給予我們一個巨大的問號:難道制度真正能夠解決所有問題嗎?對於精明算計的國人來說,恐怕任何完美的制度都依然能被鑽漏洞,所有的體制都約束不了國人。

當這個時代的人們在高呼「完善體制」時,我恰恰認為,制度是不能解決一切問題的,其實質的問題首先在於「人」。同樣是乘坐公交車,在美國為了鼓勵人們出門坐公交,規定凡乘坐四十五次以上(無人監督),就可申請領取一定的獎金,美國人都很遵守這條規則;而不少中國人卻借此虛報次數,以獲取獎金。在澳洲,有一條規定「不得擅自從國外寄食品或不知名中草藥物進入澳洲,否則將嚴厲查處;如果難以查到國外的寄件人,就會對該國國內的收件人進行罰款」,澳洲人從未想過這條規則有何漏洞,而有中國人卻為了整別人,竟故意寄違禁品去澳洲,利用該規則,以使收件人受到懲罰。

同樣的制度,同樣的環境里,美國、澳洲可以遵守,而國人卻絞盡腦汁地尋找漏洞。對此,我們該做如何解釋呢?

魯迅筆下,雷峰塔的轟然倒塌,歸功於每個「百姓」的功勞,每個人貪一點小便宜,抱一塊磚回家,造就了一個悲劇。而如果全民參與這種「群體犯罪」的話,恐怕倒掉的就不只是一座雷峰塔那麼簡單。

如果說那些借老人名義領取退休金的子女們,貪的只是一點點小錢。那麼在曾經《南方週末》所報道的一則「重慶市民假結婚騙取房子」的新聞中,我們看到的是平民百姓們更加觸目驚心的「群氓」行為:

重慶市的一個小鎮——人和鎮,竟然在2005年創造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議的離婚記錄。這個人口僅有2萬人的小鎮,短短一年時間里竟有1795對夫婦離婚,然後是假結婚、假再婚、復婚。這種滑稽的群體表演,原因在於重慶市的一份徵地補償辦法規定:「一、一對夫妻只能分一套房,但離了婚單獨立戶,就可以各分一套房,並以優惠的價格購買;二、配偶為城鎮戶口且無住房,可以申請多分配一間屋,從一室一廳變為一室兩廳。」

如此優惠、良好的保障制度,在中國這片神奇的土壤上,再一次遭遇類似「安利退貨」般的嘲弄,這再一次讓我質疑:究竟是制度本身的問題,還是這個社會群體出了問題?

據《南方週末》報道,該鎮的老百姓無論年齡大小,紛紛踴躍加入離婚隊伍。「村裡老太爺老太婆都來離婚了」「七八十歲走不動路,兒孫扶著來的、背著來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說有笑地排隊」。面對如此離婚熱潮,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徐南雄很無奈地說:「55號令規定離婚分戶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簡化了離婚程序,我們沒有理由去阻止離婚。」

而對於大多數村民們來說,離婚只是第一步,接下來是更加複雜的任務:再婚。於是人們又一次行動起來,最關鍵的是找人。村民們發動一切親朋好友,在政策劃定的「老重慶9區12縣城鎮戶口」範圍內尋找結婚對象。村民們甚至開始「懸賞」,賞價從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飆升到上萬,重賞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斷湧來。

沒有辦不到,只有想不到,國人對於體制、環境的超強適應能力,還有極具特色的現實想象能力,真是令人驚嘆叫絕而又不可思議。

無錯。民與官,不過是同屬一個共同的群體罷了。而這個群體,就是我等諸位國人。

▌思 考

當阿倫特在用其筆調描述「群氓」的現象時,她是否知道,這個詞語真正、徹底地適用於我們這個國度。

個體的行為,孤立來看,並不足以產生多麼嚴重的影響,而一旦這個群體的每一個人都如此的話,將會匯聚成為一股洪流,產生極大危害。對於國人來說,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倘若有一天,我們真能施行一個公平公正的體制、或是自上而下的進行全面改造,那麼我相信,這一切終究被國人的小便宜、小利益、小團體心理所取代,漸漸演化的仍然是頗具中國特色的你我之間的算計、搶奪,乃至亙古不變的「窩裡鬥」「相互拆台」。

比如,在今天國人的思維里,1966-1976這段延續十年的歷史事件一直是國家與民族醜陋的傷疤。回想當年,那些20多歲的年輕人,與今天許許多多的網上的憤怒青年一樣,高呼「革命」「革新」「造反有理」,對現行制度的一切充滿了憤恨和挑釁,他們目中無人、見人就咬。這個群體對上級、長輩的反叛,演化成從「文鬥」的大字報、「破四舊」,發展到「武鬥」的打砸搶、抄家,紅衛兵秉持著「激進的就是正義」的狂熱信仰,對國家機關、政府體系進行破壞性的衝擊,尤其在對待那些當年打江山的老革命、老同志時,這些年輕人把他們內心的狠毒表現得淋灕盡致:肆意踢打、辱罵,剃成癩痢頭以示人格侮辱,戴高帽、掛貼牌進行遊街,私闖民宅抄家,肆意沒收他人財產……這,就是「群氓」們心底最真實的本質,這就是群體犯罪的最經典的一次上演。

中國式的「群氓」們無比狂熱,群體犯罪的醜惡心理下,是比「安利退貨」「搬倒雷峰塔」嚴重數萬倍的社會損傷。

中國有句名言:法不責眾。這正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最大醜陋之處。一個人犯錯,遭到千夫所指、過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則是理所應當,集體無意識地掩飾。

這是整個民族的悲哀。

儘管今天的中國已經改革開放了40年,社會硬件方面的發達可以說已經登峰造極。但是,這種群氓心理在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依然無孔不在。

而倘若我們將目光再回望千百年的歷史長河,遙伸至歷朝歷代,會看到在各個時代里,這樣相同本質的「群氓」是何其多也:仇視一切外來事物而又愚昧無知的義和團,野蠻殘暴的太平天國式農民,剛剛佔領北京城就貪圖享樂迅速滅亡的李自成農民軍,把明末抗清將領袁崇煥碎屍萬段、分屍吃肉的北京城百姓……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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