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體制與真正的政治危機

轉自:西西弗評論

在今年7月份香港的動亂剛剛開始的時候。我當時其實非常擔心香港出現真正的政治危機。而4個月後的現在,雖然暴力行為越來越激烈,我反而安心了很多。也許,香港這次運動的暴力化持續化,反而能延緩甚至避免香港的政治危機。

在什麼情況下,香港會出現真正的政治危機?會成為中國中央政府的一個真正頭疼的問題?遊行和暴動是撼動不了中央政府的主權的。分析香港問題,要先看清楚香港的政治體制。雖然沒有雙普選,但香港仍然是一個准選舉政治,三權分立的體制。大家一定要記住這一點,香港是自下而上的選舉政治。

我們回到香港的政治體制和基本法。香港是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行政權歸於特首,立法權歸立法會,司法權為終審法院。中央政府對香港司法體系的影響非常有限。司法體系中充斥著外國法官,受英美影響巨大。有興趣的同學可以查查香港終審法院的法官組成。這次「送中」也是一個司法問題,引起了軒然大波。中央對香港的影響力和治權,更多的是通過行政分支,特首來行使的。此外通過對建制派的影響,通過建制派在立法會中的多數,來行使立法權。中央政府的治權行使,是通過特首和立法會間接行使的。而特首和立法會,都是選舉(並非全部普選)產生的。

這個政治體制,從嚴格上是存在風險的。如果選出了反中央政府的特首和立法會多數,就會出現中央政府的主權和香港本地反中央的治權之間的政治危機。這個才是香港真正的政治危機。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權力劃分不清晰時,選舉產生的地方政府的領導人和中央政府領導人出現不可調和的理念分歧,就是最大的政治危機。美國南北戰爭的爆發,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為了規避這些風險,在當時設立基本法時做了一些保護,比如,立法會並不是全部普選產生,而是有所謂的功能界別。立法會的一半是普選議席,另一半是功能組別通過小範圍選舉產生。特首是通過差不多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產生。選舉委員會類似功能組別,也是分行業選舉產生選舉委員。親中央的建制派通過牢牢控制功能組別的立法會議席和選舉委員會,確保能選出和中央政府基本保持一致的特首和立法會多數。使中央得以通過特首和立法會行使治權,不至於出現主權治權矛盾的政治危機。但這個政治機制並不穩定。

從97年到現在,這個機制運轉還是比較順利的。在回歸初期,在普選議席泛民佔絕對優勢的時候,靠功能組別,建制派仍然能控制立法會,讓時局不失控。功能組別,主要由香港的精英組成。大陸一直在用經濟合作和經濟利益,讓他們在大陸,能賺到更多的錢,通過經濟利益綁定,讓這些香港的精英階層支持中央政府。並通過這個精英階層和功能組別(包括立法會功能組別和特首選舉委員會)保證對香港治權的影響。這個思路在過去的20年是行之有效的。中央政府,至少保證了香港在一個相對穩定的航道上行進。

但這種控制方式是存在風險的。因為香港的精英階層,包括高級公務員階層,他們並沒有家國情懷,沒有對國家和中央政府的更高的認同感。香港的高級公務員,更多的是一個打工的心態,把中央政府看做自己的老闆,而且不是唯一的老闆。

特首是中央政府任命的,所以中央政府是老闆,但特首對中央政府的忠誠類似於一個僱員對公司老闆的忠誠。香港人民是另一個老闆,特首要對民意負責。香港從上到下的公務員群體,而並沒有像大陸中國人這樣的家國情懷和對國家的認同。高級公務員的意識形態,還是更接近西方的意識形態。同樣,香港的大部分的精英階層,他們對中央政府的支持也是建立在經濟利益的綁定基礎上,他們並沒有從心裡認可中央政府。

在過去的20年,中美關係良好,全球化的穩步前進,中國和世界經濟持續發展,這個模式是奏效的。因為香港的精英們,可以在中國賺到很多錢。同時高級公務員,對中央政府這個老闆的忠誠,和他們自己內心的意識形態並沒有發生很大的矛盾。然而在今天。情況發生了變化,在過去,因為中國經濟高歌猛進,賺錢的機會很多,所以給香港的精英階層在大陸讓渡一些經濟利益,並不會有太大影響的,大家一起賺錢。但是在現在經濟困難的時候,就會更接近一個零和遊戲,給香港更多的利益,從某種程度上,大陸就要受到損失。商界之外,建築、投行、演藝、法律、咨詢、會計等高端職業,之前由於大陸背景的人才缺乏,很依賴於港人。但最近十年,大陸的背景的人才成長起來,開始取代這些高端職業中的港人。反而因為要做大陸生意,香港的這些高端職業中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大陸背景的人。

賺錢難了,利益少了,香港的精英階層,對中央政府的忠誠,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假設一個香港的富豪,當他70%的資產在大陸,靠大陸賺錢的時候,他自然而然,他在很多地方會站在大陸政府一邊。但是如果他把他在大陸的大部分資產已經賣掉,換成了英國美國這些地方的海外資產。就算說的再好聽,在關鍵時刻,能相信他會站在中國政府一邊嗎?

中美走向競爭的今天,傳統的靠經濟利益綁定香港精英階層,進而通過立法會的功能界別,和特首的選舉委員會,對香港的行政權和立法機構行使治權的策略,會越來越遭挑戰。香港歷次立法會選舉,普選議席建制派越來越多,功能組別卻越來越少…… 2016年特首選舉委員會改選,其中反對派拿到了327個席位,超過四分之一。比2011年的173個席位幾乎翻倍。其中會計、建築、教育、衛生、法律、社會福利等界別,反對派都佔了絕對優勢。在精英為主的選舉委員會和功能組別,反對派雖然還是絕對少數,但不斷開始攻城略地,相反立法會的普選席位中,建制派現在卻破天荒的佔了優勢。

在中美關係繼續僵持的大背景下,在經濟增長不如以往無法繼續給香港讓利的情況下,在經濟利益上越來越難以綁定香港的精英階層。而在高級公務員,中國和美國走向脫鈎意識形態衝突加劇時,香港的公務員的意識形態和國家的認同將出現矛盾。

在這個情況下,如果像德國之聲的訪談者希望的那樣,和理非的遊行見好就收,完全放棄暴力,堅持受害者身份,與香港特區政府談判,達成妥協,盡可能拿到利益,然後挾民意進軍選舉,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

如果香港的精英階層開始搖擺,普通人的民意又被和理非煽動起來。中央政府不一定像現在這樣能完全控制立法會的功能界別。如果在民選界別中失控,而功能界別又不能完全控制,並不排除在未來會出現,反對派加上騎牆派,佔據立法會多數的情況。同樣,如果失去了對特首選舉委員會的控制,當選了一個騎牆派的特首,並不完全聽中央的話,陽奉陰違,那個時候才是真正的香港的政治危機。(按照現在的香港選舉體制,這個可能性不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即使選舉委員會反對派沒有多數,只要有400票以上,一旦建制派內部出現分歧,也足以讓候選人為了爭取這400-500票而騎牆)

那時,中央政府將面臨無比困難的選擇,是否按基本法的要求,任命一個騎牆派,甚至,實質上親反對派的特首。是否能接受一個反對派騎牆派一個佔大多數的立法會。還是乾脆廢除選舉結果,直接任命立法會和特首。一旦發生這種情況,無論是哪個選擇,對中央政府來說都是無比痛苦和遺患無窮的。那時,有基本法的規定,選舉的民意,西方國家有比現在多百倍的理由和力度,要求中央政府咽下苦果,接受最終選舉結果。這個就是香港反對派的終極目標。

現在香港的運動演變成以學生主體的高度暴力的運動,以及不割席的原則。反而把香港的反對派,逼到了一個非常尷尬的情況。如果他們譴責那些暴力行為,這些譴責暴力的反對派,就變成背叛革命的吉倫特派,反對派會失去這些年輕激進派對他們的支持。甚至年輕人的憤怒,可能會從警察身上轉移到他們這些革命的背叛者,這個是完全有可能的。當年法國大革命,被雅各賓派送上斷頭台最多的,就是所謂背叛革命的吉倫特派。

如果他們繼續支持激進的年輕學生,與他們不割席。這些年輕人暴力行為會逐漸的把中間派推的遠離他們,會讓越來越多的人,對這次的所謂的時代革命產生反感,會讓他們逐漸失去國際社會的支持。

坦率的說,目前發生的暴力事件,確實會讓很多個體受到損失,確實也發生了很多不幸的事件,有人因此而死亡。但是站在一個中國人的角度,現在香港的局面與暑假相比,其實是好了很多。為什麼香港激進學生要尋求暴力手段,是因為他們內心的虛弱,由於內心虛弱才需要通過暴力維持團隊的團結和鬥志。

真正的難題,我剛才說到的真正的政治危機,發生的可能性隨著暴力的激化,反而是越來越少,而不是越來越多。暴力行為的加劇,只會讓溫和的中間派遠離。當暴力行為影響到了大多數香港人的生活和經濟利益時,他們對反對派的支持也會隨之而去。

香港的反對派們,通過「反送中」,打開了街頭運動和群體狂熱這個潘多拉的魔盒,但他們又沒有能力,控制這個運動。目前的暴力運動持續下去,對旨在通過選舉奪取香港治權的反對派來說,絕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暴力持續升級加劇,出現更多激進學生傷人放火的案例,我個人的判斷是,反對派會最終與激進學生割席的。

暴力行為越演越烈,但終究會有一個盡頭。晚點結束,站在大陸的角度,老實說不一定是一件壞事。如果有一天,真的通過選舉產生了一個反對中央政府的香港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那是才是真正的災難。

如何徹底解決香港問題,如何改造香港,這個問題非常複雜。

如果我們單純經濟上懲罰香港,讓精英們賺不到錢,會讓香港的精英進一步離心離德。加大反對派上台的可能性。

如果我們強推國民教育。香港教育界是反對派的天下。如果強推,再來一次大遊行是非常有可能的。

如果我們強推23條國家安全立法,情況一樣。香港的高級公務員階層有了「送中」的這個案例,一定不敢冒風險硬搞。即使硬搞,這個推進有可能刺激反對派和本土居民,產生更激烈的抵抗,進一步對香港的選舉產生影響,給反對派送票。本土選民會報復式的給反對派投票。中央越強硬,香港的建制派的選戰越難打。如果目前的選舉制度不變,中央以國家安全理由進行的任何干預,都是給反對派送票,會讓反對派更容易通過選舉獲得香港的治權。

那我們怎麼辦?香港的問題的最終解決辦法,是香港人認識到香港的地位和與中國的關係。香港人必須放棄高人一等的想法,接受香港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接受香港的選舉是地方選舉,香港的治權是中央授予的,中央是隨時可以收回去的。

地方和中央的關係,在很多情形下是並不明確的。美國州權和聯邦權之間的關係,是通過一次死傷百萬的南北戰爭才明確下來。

怎麼做到這一點,也許得中美之間有一個結果出來。香港問題,包括台灣問題,歸根到底是中美問題的附屬。解決了中美問題,一切都解決了。

在這個過程中,維持香港現狀,確保香港的反對派在選舉中不會獲得多數,不會出現一個反華的特首和立法會多數,這就夠了。

同時,區別性的給予惠港政策,對香港那些願意和大陸合作的群體,比如警察,旅遊業,零售業等受到衝擊給行業優惠政策。十一對香港警察代表的高待遇,包括在大陸為香港警察建立退休小區,就是非常好的舉措。

香港問題很複雜,很多問題的結果和初衷是正好相反的。中央越干涉越強硬,越給香港反對派送票。學生越暴力越打砸搶,越給香港建制派送票。如果沒有徹底廢掉香港政治體制的決心,就不要妄言中央政府介入干涉。干涉的結果一定會適得其反

評:本文從政治體制角度看待香港的問題,不失為一個很好的觀察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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