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最昂贵的药品 —— 为什么我们不是药神

作者: 二大爷


大热电影《我不是药神》里面有一句很戳心的台词: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叫做穷病。这句话对了一半。说对是因为贫穷确实不仅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还会实实在在限制我们生命的长短;不对呢,是因为它并不是决定生死的唯一、甚至是重要因素。

洋人的例子我们且不谈,就谈谈海峡对岸,我们同胞,台湾的医疗制度。

台湾医保的正式名称是:全民健康保险。口碑好到什么程度呢,早在2005年,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曾经为之打call,极力主张美国移植台湾经验。大名鼎鼎的《纽约时报》去年还专门推介,呼吁政客重视。每年都有大量的美国病人去台湾就医,特别是大病——因为诸如器官移植这样的需要巨额费用的大病,在台湾的开销仅仅是美国开销的五分之一。而且医疗水平和服务并不逊于美国。 继续阅读制度是最昂贵的药品 —— 为什么我们不是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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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夫之怒——底层社会的互害模式

作者: 二大爷


《战国策》里面一个虚构的故事。

秦王灭魏,魏的属国——小小的安陵危在旦夕。面对秦王的威胁,安陵君的使臣唐雎毫无畏惧,绝不退让。秦王说,你知不知道天子之怒,伏尸百万?唐雎反问,你知不知道布衣之怒?秦王说不就是呼天喊地,拿头撞地吗?唐雎说,你说的是匹夫之怒。真正的布衣之怒,伏尸二人,天下吊孝,可能就在今天。秦王大为惶恐,马上折服。

唐雎和荆轲一样,是中国人在三观最正的时代里面,对于愤怒的价值的判断。挑战强权,反抗不公的愤怒,才有存在的意义继续阅读匹夫之怒——底层社会的互害模式

中国人为什么用不上平价救命药

文|徐子铭


近期热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很可能是今年最有价值的中国影片。剧情改编自真实事件:徐峥饰演的保健品店主在一群癌症患者的恳求下,成了某种印度产「救命药」的总代理商,由此卷入生活和法律的漩涡中。

「救命药」需要代购,已经成了中国重病患者无奈的选择。从印度、土耳其、孟加拉、以色列购买的仿制药,正源源不断流入中国。

同一种药品,国内「正版」原研药的价格,常常是印度仿制药价格的十倍以上。新闻报道称,一家印度代购商月流水可以达到 700 万元人民币。

仿制药,为什么印度行,中国不行?很多人将此归咎于专利法和加入 WTO 导致的医药专利壁垒。但事实上,这并非主要原因。真正的问题在于,在中国开发仿制药,从头到尾都举步维艰。 继续阅读中国人为什么用不上平价救命药

现代文明为何没有诞生于 “聪明人遍地”的中国?

转自:千字文华
作者:千字君


▍中国式智慧   ▍

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我时常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中国古典小说甚至史籍中,被视为智者的人,是那些所谓“神机妙算、足智多谋、运筹帷幄”的军师或者国师,例如孙武、商鞅、诸葛亮、刘伯温、姚广孝……

商鞅和魏国打仗,邀请对方主帅公子卬和谈,在酒席上把老朋友绑架了,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却一直被奉为“大智慧”;宋襄公是个老实人,打仗讲规矩,不肯趁人之危,却被耻笑为愚蠢的仁义。

刘邦为了救回家人,和项羽约定平分天下,最后出尔反尔、赶尽杀绝;项羽在鸿门宴上放走了刘邦,却被批作“妇人之仁”。

诸葛亮借了荆州以各种理由拖延不还,却成了“足智多谋”的代名词;鲁肃一生都忠厚耿直,千百年来却被视为“颟顸愚钝”……

鲁迅评《三国演义》:刘备之德近乎伪,孔明之智近乎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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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奴役之路》视频+卡通版

《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1899~1992年)的最知名的著作,这本书最先在1944年由英国罗德里奇出版(Routledge Press)出版,1944年9月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发行了美国版。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超过20种语言出版。


下面这段视频对《通往奴役之路》的成书背景进行了较为完整的介绍(转自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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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政治文化特征

“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句话的原文出自《论语·季氏》第十六篇,整段话是这样的: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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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端人口”——社会达尔文主义政治的不祥之兆

转自:端媒体


“低端人口”无疑是一个让人震惊的指称,查考下来,在北京市一级的官方文件中没有见到这样的说法,有的只是“优化”、“控制”和“疏解”这些含糊而中性的名词。但在区一级政府部门的官方文件或报告中,“低端人口”的说法则频频出现。而在实际做法上,现在所发生的就是将外地在京弱势群体、尤其是集中居住在一些在安全和卫生方面有重大问题的群体在严寒中强制赶出,等于坐实了传言中的清理“低端人口”这个说法。

这里的问题是:对于这样一个公然歧视性的社会性敏感词,官方本来就应该以对待政治性敏感词的那种速度和力度及时去澄清,制止其传播,划清政策界限,而不应该麻木不仁,无所作为,从而在实际上放任基层政府在贯彻政策上的蛮横。在世界其他国家听来,“低端人口”是近现代历史上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直白的用法,对此特别敏感的人甚至会忍不住产生一些可怕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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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中国人只论输赢,不问善恶?

转自网络,作者不详。


在西方,没有诚信,寸步难行。
在中国,能绕过规则,便是聪明的表现。

如果聪明是一种天赋,那么诚信就是一种选择

没有人不希望自己聪明,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选择诚信。在社会的大染缸里,沾染的越久就会越聪明,尤其那种占便宜的小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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