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可能從你不相信的事物中獲益

掐指一算,老夫在投資這個領域裡已經闖蕩了十五個年頭,作為一個藝術教育背景的人來說,從零開始學投資,一步一步走過來,有得有失。最大的感悟就是標題中的那句話。翻譯成白話就是:信則有,不信則無。

信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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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当代世界的三大力量(译)

10/4/2019, 摩根豪塞尔

原文链接:https://www.collaborativefund.com/blog/three-big-things-the-most-important-forces-shaping-the-world/

历史学讽刺的一点是:我们通常都确切地知道故事如何结尾,却对开头一无所知。

比如说,什么造成了金融危机?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你需要了解住房贷款市场。

什么造成了当时的住房贷款市场?你需要了解此前30年不断下降的利率。

什么导致了利率不断下降?你需要知道1970年代的通胀。

什么造成了通胀?你需要了解1970年代的货币体系和越战的后续影响。

什么带来了越战?你需要知道二战后西方世界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惧。。。

如此下去没有结束。

无论大小,现今的每一个事件都能往前追溯。如果忽视事件的联系可能会混淆认知,产生错误的因果联系,错误估计事件持续的时间以及它们再次发生的环境。孤立的看待问题而不追寻事件的联系正可以解释为什么预测总是不准确,以及为什么政治如此丑陋。

事件的缘由可以不断往前追溯;挖得越深则越接近所谓的“大事件”,即那些少数但影响极其深远的事件。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强调1935到1945年对整个世界以及后续发展的影响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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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善文最近特別火的演講(錄音+整理稿)


高善文先生近日在山西证券30周年会上的演讲录音

【演讲稿整理(有删节)】

今年以来从中央政府的角度讲、从中国宏观经济的角度讲我们在两个方面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

一方面是中美关系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到现在应该是非常困难,这种局面应该是过去40年没有过的,甚至是1972年中美恢复交往以来所没有过的局面Continue reading 高善文最近特別火的演講(錄音+整理稿)

公有制是萬惡之源

作者:李大立


100多年前“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俳徊”,“共产党宣言”宣称“共产党的目标用一句话概括起来,就是消灭私有制。”彻底消灭私有制,全面实行公有制,1949年中共篡政后步苏俄后尘,在城市里没收资本家的工厂,一切私营工商业,小至路边小店,没收一切房屋私产,由政府重新“分配”,在农村没收地主富农一切土地房屋财产,分给“贫下中农”,数年后由互助组,合作社进而“人民公社”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结果如何呢? Continue reading 公有制是萬惡之源

新鴉片戰爭

作者:洪博學

7月6日,美國對中國貿易加25%關稅,第一批340億美元開始生效,跟隨後面,還有160億美元商品加稅,中國也宣佈:對美國展開相對的關稅報復。

一艘裝滿美國大豆的貨櫃輪「飛馬峰號」,在海上加速狂飆,可惜,無法在法定時間內,趕到大連港卸貨,最後只能停在大連外海,這艘在大洋中和時間賽跑的貨輪,顯示了中美貿易戰已經開打。

中國對美國大豆,加徵關稅報復,同時轉向巴西購買較昂貴大豆,但是,中國市場和大豆相關產品,已經悄悄上漲,而下一波,美國對中國6,000項商品,價值2,000億美元,加稅10 %的關稅清單,已經擺在川普桌上並公佈,預計10月中執行。

中國對美國的相對報復關稅,順序是大豆、汽車、飛機。

去年一年,美國外銷大豆5,300萬噸,中國佔了3,200萬噸,這些大豆產地,以愛荷華和密西根州為主,但是,根據統計:去年一年,為了應付貿易戰爭,中國已經分別從巴西和阿根廷大量進口了6,000萬噸儲存,價格比美國更高,中國算准了打擊美國大豆,等於是打擊川普選票,企圖讓川普在期中選舉失利,這是中國式算盤,因為世界黃豆供需不變之下,美國黃豆照樣賣得很順暢。中國卻可能造成市場通膨,民生必需品豬肉上漲,也在所不惜。其次,美國汽車進口中國,關稅25%,若再加上25%,就是50%,汽車更貴,買家更少,中國要課什麼稅?

對於這場貿易大戰,多數人認為美國會贏,少數人看好中國,其中,少不了長期扮演義和團的「環球黨媒」,以及被中國收買的台灣紅色學者,一昧無知叫囂:「美國一定會被中國打趴」。認真而言,自古以來,戰爭不會有贏家,所謂贏家的定義,就是國家體質較好,經得起打擊的一方,如果從這個觀點來看,美國經濟體質,當然更經得起打擊。

川普雖然是商人,但是,只從金錢觀點,觀察貿易大戰,就完全失焦了,中國旅美學者文昭,把這場戰爭命名為「新鴉片戰爭」,極為中肯。長期以來,「兩個中國」的歷史教科書,基於激發民族主義精神,把這二場發生在1840年和1856年的兩次鴉片戰爭,用鴉片來定義始末,認為英國人是為了向中國傾銷鴉片,毒化中國人,才引發戰爭,然後簽訂不平等的《南京條約》。

其實,這個觀點並不正確,真正引發戰爭的原因是「不公平貿易」,就像今天的美中貿易一樣,中美貿易逆差擴大,向中國嚴重傾斜,歷史上,中英貿易也是如此。

林則徐在虎門燒掉私煙,只是鴉片戰爭引爆點,真正的原因是貿易不公,從歷史來看,19世紀初期到中葉,百年來,鴉片並非違禁品,美國以及歐陸國家,吸食鴉片的上流社會人士,相當普遍,格蘭道爾所塑造的神探福爾摩斯,就是一位鴉片上癮者。

在美國,鴉片則是良藥,西方國家和中國開始通商以來,就發現歐洲購買中國貨物多,而中國購買洋貨少,就像乾隆皇帝,面對英國特使馬歇爾尼時所說:「中國百物豐饒,無須向洋夷購買,給洋人到天朝做生意,是皇帝的恩賜。」於是,雙邊貿易逆差越來越大,一直到英國東印度公司把鴉片賣到中國,發現清國高官和貴族,甚至八旗軍人,都喜歡這東西,這才把歐洲不斷流入中國的白銀,倒流到歐洲,使貿易互利,稍稍平衡。

偏偏,中國又限制貿易地區,並指定少數商行,逼到走私猖獗,當時,滿清朝廷對鴉片看法分歧,主張開放鴉片,並在中國自己種植一派,和主張禁絕鴉片一派,堅持不下,後來,林則徐為了強勢禁煙,被流放新疆,證明瞭官方主張開放鴉片這一派,在朝廷佔了上風。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7年,1851年,打著基督教旗號的太平天國革命爆發,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歷史教科書說:「這次戰爭是因為清國官員,登上亞羅號搜捕海盜,卻扯下英國國旗,導致開戰。」而法國加入戰爭原因:是法國神父馬賴,在廣西西林縣傳教時,被中國人所殺,法國要求當時兩廣總督葉名琛道歉,卻遭受葉名琛拒絕,導致法國加入聯軍,一起修理中國。

認真而言,亞羅號事件,只是戰爭導火線,主因還在於:歐洲國家對中國官方不遵守條約,相當感冒,中國官員對洋人依照條約所提要求,習慣拖延戰術,就好像現在的中國,自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後,只是選擇性,遵守世貿法規,對於不利中國發展的法律,就當作不知道,甚至用拖延戰術,所以,入世貿後15年,中國還被歐盟排除市場准入,絕對有原因,中國官方經常以國情不同,對外國築起貿易壁壘,這是典型政治干預經濟。

5月初,美國在世貿提出對中國的《301條款》,中國也立刻對美國提出反擊,甚至抨擊,美國才是貿易保護國家,這些話使川普大為光火,並揚言:如果世貿組織仍然裝聾作啞,一心偏向中國,美國將不惜退出世貿組織。前不久,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點名批判美國對墨西哥偷渡者隔離的作法,違反人權,但是,卻對中國侵害維權律師,以及對新疆,西藏人民的種族迫害,視若無睹。

川普因而說:「只要中國勢力入侵的國際組織,幾乎成了糞坑」,所以美國決定退出,可見,中國利用國際組織,甚至用金錢買主席大位,只為了美化形象,並非為了遵守國際規則,促成世界更美好。

《南京條約》簽訂後,貿易逆差問題,仍然沒有解決,五個通商口岸的洋貨,滯銷沒人買,但是,鴉片銷售卻獨樹一幟,結果對其他物品,造成排擠作用,核心問題,在於中國人對洋貨排斥,這是文化差異問題,短期無解,中國對國際條約缺乏認知,心裡想:只要簽個字,就可以過關,簽約事後就開始耍賴。

這種情形一直到今天,中國文化並沒有改變多少,台商在中國,簽了一大堆約定,全部是廢紙。所以,中國商場上習慣用現金,不用支票,因為整體社會信用度普遍不佳,需要互信為基礎的共享經濟,在中國全部破產,就是一個例子。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南京條約》規定:中方應該開放口岸城市,讓洋人居住,但是,中國長期以來,討厭華洋雜處,寧願把香港割讓給英國人自居,給老外治外法權,也不願履行開放居住,其次,許多傳教士在南方遭受迫害,甚至被暗殺,中國官方也暗中支持排洋活動,這兩個問題,長期無法解決,最終走向戰爭。

1857年12月30日,英法聯軍攻入廣州,1858年1月5日,兩廣總督葉名琛被英軍逮捕後,送到加爾各答,第二年,葉名琛獄中絕食而死。但是,戰爭並沒有結束,美俄公使也加入聯軍,四國公使約定北上,找清帝國簽約算賬。

這時候,南方太平天國鬧革命,北方是洋人逼境,清帝國政權岌岌可危,1858年4月,英法聯軍攻擊大沽炮台,6月,美俄扮演中間調解者,率先和清國簽訂《中美天津條約》,和《中俄天津條約》,不久後即簽定《中法天津條約》,《中英天津條約》,並且約定隔年6月換約,英法聯軍才離開。

1859年6月,美英法公使到達大沽口,要求到北京換約被拒絕,雙方再度發生衝突,這一次戰爭,清國打了第一次勝戰,卻招來更大報復,1859年9月,聯軍戰敗消息,傳到英法兩國,英法兩國決定再增加兵力,組織一個25,000人的遠徵軍,1860年春天,遠徵軍在上海會合,開始北上,攻陷舟山,大連,大沽口,佔領天津,清國派出特使,兩國展開議和,但是,咸豐皇帝認為:英法所開出的條件太苛刻,拒絕和談,決定再戰,9月,清國又想和談,咸豐皇帝避走熱河,北京無人管理,10月,聯軍從安定門進入北京,火燒圓明園,最後,清國簽訂《北京條約》,並且交換《天津條約》。

這次戰爭中,俄羅斯趁火打劫,要求清國重新訂定邊界,簽訂《璦琿條約》,中國一口氣失掉150萬平方公里土地。

第二次鴉片戰爭,清國已經顯露敗象,為了找洋人協助搞定太平天國之亂,洋人開出「必須履約」條件,才肯幫忙。35年後,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日本人也趁虛而入,欺負中國,但是,戰爭並沒有打醒清國腦袋。

1899年,河北發生教案,信仰基督的信徒,和不信基督的農民發生流血衝突,1900年,戊戌變法失敗,慈禧太后企圖殺害光緒皇帝,遭受西方國家阻擋,慈禧懷恨在心,於是,鼓動排外運動的山東「義和拳」,自稱刀槍不入,被引進北京,在慈禧面前表演神功,成為慈禧利用的排外工具,排洋運動掀起,造成傳教士和教堂被毀,最終導致八國聯軍,清國命運已經走到末路。

歷史殷鑒其實不遠。六月中,李克強跑了一趟歐洲,希望把歐盟西方國家拉到中方陣營,一起對抗美國,沒想到卻碰壁,梅克爾告訴李克強:「不要把美國的事情扯進來」。

李克強應該多讀歷史,他似乎忘了一百多年前的八國聯軍往事,中國進入世貿後,在歐洲用低價聘請偷渡的中國移民工人,大量製造成衣,以劣幣驅逐良幣,破壞市場,義大利政府稱:中國貿易手段為「黃禍」,中國崛起後,在歐洲大事購買葡萄園和工廠,甚至收購港口,從事走私逃稅。歐洲也是貿易受害國,在這次貿易戰爭中,歐洲因為成為中國鋼鋁轉口地方,也被美國制裁,但是,西方國家理念相近,吵架也不會傷和氣,中國卻要求歐盟一起抗美,李克強會不會想太多。

吉林大學金融學院院長李曉,用14,000字的文章,分析這一次美中貿易戰爭,李曉說:「如果中國決定持續打,不想和解,桌上籌碼越堆越高,卻沒有反省自己,長期對國際法規漠視,不願開放市場,只想用忽悠的方法過關,就像咸豐皇帝,一次小勝利,卻以為中國最厲害,最後的結果就是亡黨亡國而已」。

比較不同的是:這次貿易戰爭,力挺中國的義和團不見了,反而一面倒支持美國,就好像鴉片戰爭中,在岸上看熱鬧的中國農民,看到中國船艦被擊垮,就拍手叫好。

被蒙在鼓裡的中國底層人民的確無辜,一百多年前,東印度公司的義律,在開戰前告訴英國女王說:「戰爭不是懲罰中國農民,而是針對迂腐的清國朝廷」。現在中國翻牆網民,清一色狂酸習大王,po文說:「我們堅持對美國開打貿易戰,大家勒緊腰帶,在所不惜,並以實際行動,力挺中國共產黨,也不要害怕打輸,萬一打輸,廣東人民全體同意,願意最先割地給美國。」山東網民一看po文,心裡急了,加碼po文說:「不要割讓廣東,廣東太有錢,應該先割讓山東才對,因為山東現在最窮」。

中國人民力挺,用自願「割地行動」,力挺加碼開戰,習大王的中國崛起大夢,勢必成為一場惡夢。

(完)

你的國運,我的時艱

作者: 二大爷


1945年的4月,在东、西两线的溃败,导致纳粹德国不得不面临境内决战的危局。为了做垂死的挣扎,希德勒把柏林13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子都推上了战场,拼凑成一只过百万的杂牌军。这场不折不扣的决定曾经不可一世的“第三帝国”命运的最后决战,就是柏林战役。名副其实的“国运之战”。但连坦克都加不上油的困局下,一堆老弱病残显然承担不起这样的重任,德国一个月内阵亡超过10万,伤22万……再也无力抵抗。希特勒绝望自杀,第三帝国从此成为历史。

同次命运的,是我们熟悉的日本。从1944年开始,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败退,让日本海军损失殆尽,再也无法抵御美军轰炸机随时的光临。不要说大东亚共荣圈,就是本土都守不住。困兽犹斗的日本人,除了展开我们熟悉的“神风”自杀式攻击之外,还在多条战线发起了“玉碎战”——就是宁可死光也不投降或者偷生。这种全军阵亡的“玉碎战”日本人打了15场,其中最著名的是1945年6月的冲绳战役。这场没有退路的血腥战役,对于日本也可以说是“国运之战”。日军11万人,有9万余人阵亡或自杀,高级指挥官全部阵亡。被日军当做人盾的冲绳军民伤亡超过15万…… Continue reading 你的國運,我的時艱

中共黨史筆記:「妄議中央」的那些事

作者:章立凡


近年来,“妄议中央”成为中国媒体和网络的热词。

2015年10月21日,号称“史上最严”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重修后正式发布。新条例将“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列入违反政治纪律的“负面清单”,成为悬在中共成员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官方公布的落马高官罪状中,不少人都有此罪名。

“妄议中央”:解读各异且历史悠久

《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党员“通过信息网络、广播、电视、报刊、书籍、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其中第二款即“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

中共中央纪委法规室对这款条文的解释是:有些人“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后乱说”“台上不说、台下乱说”,实际上不仅扰乱了人们的思想,还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妨碍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造成了严重后果。对该类行为应当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给予相应的处分。上述解释显然与《条例》正文不尽一致,《条例》四十六条指的是通过公开渠道传播,显然不是指私下议论。被处理的各位高官,想来也不敢在媒体上公开“妄议中央大政方针”。

“妄议中央”其实是中共的一项历史传统。其中最著名的事例,是1966年8月5日,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发表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以“妄议中央”的方式,炮打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一周后,毛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宣称:“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是陈独秀1927年所写《国民党四字经》中的一句话),以印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正确性。毛泽东的态度表明:“妄议中央”乃至多党多派,古今中外都是常态。

翻开中共党史,“妄议中央”的标本比比皆是。

党史标本1:陈独秀发表异议遭开除

1929年,张学良及东北当局为收回中东铁路主权,与苏联发生冲突,史称“中东路事件”。共产国际远东局要求中共中央要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组织大规模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坚决执行。对此,陈独秀致信中共中央指出:主张在这个时候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

鉴于陈独秀等人“妄议”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同年年11月15日作出《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将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中共中央认为,陈独秀等人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是党内一些动摇的机会主义分子的立场的最露骨的表现”(《评陈独秀的信件》,1929年11月18日)。 “只有取消主义的陈独秀”“才认为苏联与奉天的和平交涉,已经减轻了甚至没有了进攻苏联的危险”。党必须“更要加紧发动群众斗争走上武装斗争,会合工农一切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来执行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的任务,而走向全国范围的总暴动”。(《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1929年12月20日)

党史标本2:三人团担架密谋夺权成功

中共党史上曾有过三个“三人团”:长征前夕成立的博古、李德和周恩来“最高三人团”,长征途中自发形成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中央队三人团”,以及遵义会议后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在被称为“历史转折点”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组合的“中央队三人团”夺了“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被称为“担架上的‘阴谋’”(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自1931年末开始,毛泽东的运程跌宕起伏:先是遭到批判并被免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位,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由是始称“毛主席”);宁都会议再受批判并被解除红军总政委职务,六届五中全会上又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他视为最大本钱的军事指挥权,却一直没有回到手中,毛自叹成为“可有可无之人”。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等编入军委第一纵队(中央队),坐担架行军。途中毛主动接近王稼祥,一同说服了张闻天,三人结成同盟,密谋废黜“最高三人团”。1935年1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上,“中央队三人团”发难抨击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失误,获大多数与会者认同,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负责军事指挥,毛重返权力中心,此后从未离开过,且通过1942年的“延安整风”,确立了其在中共党内无法撼动的权威。

党史标本3:彭德怀庐山上书打成反党

1949年中共建政后,惯于用军事谋略摆弄政治的毛泽东,多少有些寂寞。他对行政和经济,基本上是外行,很多事情插不上手。对刘少奇、周恩来等官僚集团的治国思路,不断表达不满。高岗事件即在这一背景下发生。毛泽东曾说自己“逢双不吉”,1956年他流年不利,先是他的经济躁进方针遭遇“反冒进”,其后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删除了“毛泽东思想”,并预设了中共中央名誉主席的位置。

毛泽东担心被同僚们逼退,1957年春,他一面主动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一面发动整风向官僚集团施压;又利用形势急转“反右”,整肃党外民主。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挟“反右”之余威发动“反右倾”,清算1956年党内“反冒进”。稳住阵脚之后,毛的躁进方针发展为“大跃进”,国民经济出现危机。

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是要反“左”,讨论和纠正“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彭德怀上书毛泽东进言,毛突然翻脸,会议陡然改变方向。毛泽东家事国事一锅烩,重揭“太子”毛岸英在朝鲜被炸身亡的疮疤,宣泄对彭的怨恨:“‘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气头上彭德怀也重提旧恨:“百分之九十九你对!也有一回不对。水口战役你不是打了败仗吗?还杀了俘虏、逃兵!华北整风,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这次操你二十天娘,不行吗!”(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这场发展成对骂的“妄议”风波,最终以毛泽东的胜利而告终,彭德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

党史标本4: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被迫检讨

“反右”消灭了党外民主,庐山会议重创了党内民主,中国政治舞台成了毛泽东的“一言堂”,无人再敢“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结果是“大跃进”盲动失败,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大饥荒导致农村几千万人饿死,执政党和毛泽东的威信严重受损。

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承认“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成绩与错误“可能不是一个手指头和九个手指头的关系,而是三个手指头和七个手指头的关系,或者比例更加悬殊”。

1962年1月18日,彭真在七千人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发言:“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帐,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围绕“大跃进”责任问题的争论,导致会场情绪失控,许多代表反映,还有话要说。于是不得不延长会期,开成了从地方到中央各级干部的“出气会”。尽管林彪、陈伯达发言为毛泽东开脱,毛泽东迫于压力,不得不当众作检讨。

当时党内公认的经济专家陈云,没有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大会结束后,陈云在1962年2月8日的“西楼会议”上,批评“大跃进”以来的党风:“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

党史标本5: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发动“文革”

七千人大会被视为毛刘关系的分水岭。同年7月,毛泽东泡在中南海游泳池里质问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解释无效,当面顶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从此被毛泽东视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经过四年多的运筹谋划,毛泽东联手国防部长林彪发动政变,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场以“妄议中央”发端的“文化大革命”,打倒了经由宪法程序选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并囚禁迫害致死;更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拖入一场历时十年的历史浩劫。迄今为止,毛泽东的历史罪恶不仅未得到彻底清算,反而在官方史书和教材中被美化为“探索中的失误”。

党史标本6:林立果“五七一工程纪要”揭老底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林彪矛盾激化,林彪之子林立果等少壮派军人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堪称中共党史上“妄议中央”的杰作。

“纪要”指责中共政权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该文件对毛泽东的个人评价,更是入木三分:“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纪要”还深入分析了毛氏“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

……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的关压,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生)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更多历史标本:“妄议中央”不胜枚举

中共党史中“妄议中央”的标本还有很多,无法一一尽述,再大致罗列一下毛泽东身后的一些事例:

党史标本7:1976年9-10月,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等串联密议,以宫廷政变方式,抓捕毛氏遗孀江青及其政治盟友(四人帮)。

党史标本8:1978年5月,胡耀邦推动发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杯葛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大政方针,当时也被视为“妄议”。

党史标本9: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难,提出毛时代遗留的六个历史问题要解决,其中包括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陈云此举推动了对毛时代冤假错案的平反。

党史标本10:1980年10月,中共党内四千高级干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这是继七千人大会之后,对毛时代错误的最大规模“妄议”,会场上群情激愤。后经反复修改,决议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党史标本11:1987年1月10日至15日,在邓小平、陈云等元老策划下,中南海召开连续七天的“党内生活会”上,批判总书记胡耀邦,逼迫他下台。两年后胡耀邦猝然病逝,触发了全国性的学潮,最终以历史悲剧收场。

……

1957年的大鸣大放运动、1976年的天安门“四五运动”和1989年的“八九学潮”,堪称共和国历史上三场规模最大的群众性“妄议中央”。但严格来讲属于国史范畴,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成王败寇:禁止“妄议”走不出历史怪圈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在苏区时,曾因事同毛泽东争论。毛泽东抓起鸡毛掸子要打他,毛泽覃反抗说,共产党又不是“毛家祠堂”!

我此前在文章中分析过:“党天下”是放大了的“家天下”。在毛泽东心中,共产党也该是“毛家祠堂”,否则不会为绝嗣而记恨彭德怀。在权斗未占上风时,毛泽东反对“帝王思想”;一旦大权在握,就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自命,厉行“言者有罪”。“帝王思想”进入“新时代”,成了不准“妄议中央”的金科玉律,很像是“两个凡是”又回来了。

“邦有道,则庶人不议”,一个政权果真有 “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何必担心有人“妄议”?中共元老陈云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认为一个人说了算,一言堂,一边倒,不好。他说:“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我看这不是坏事。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更合理一些。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相对于当今“总有刁民想害朕”的各种心病,这在体制内至少还算正常思维。

从中共的历史经验来看,“妄议”是一种历史常态,未必一定有是非对错。“妄议”失败了就是“反党”,“妄议”成功了就是政治路线正确。禁止“妄议中央”,未能走出“成王败寇”的历史怪圈。

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一日 “真理标准大讨论”四十周年纪念日
《明报月刊》2018年6月号

現代文明為何沒有誕生於 「聰明人遍地」的中國?

转自:千字文华
作者:千字君


▍中国式智慧   ▍

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我时常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中国古典小说甚至史籍中,被视为智者的人,是那些所谓“神机妙算、足智多谋、运筹帷幄”的军师或者国师,例如孙武、商鞅、诸葛亮、刘伯温、姚广孝……

商鞅和魏国打仗,邀请对方主帅公子卬和谈,在酒席上把老朋友绑架了,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却一直被奉为“大智慧”;宋襄公是个老实人,打仗讲规矩,不肯趁人之危,却被耻笑为愚蠢的仁义。

刘邦为了救回家人,和项羽约定平分天下,最后出尔反尔、赶尽杀绝;项羽在鸿门宴上放走了刘邦,却被批作“妇人之仁”。

诸葛亮借了荆州以各种理由拖延不还,却成了“足智多谋”的代名词;鲁肃一生都忠厚耿直,千百年来却被视为“颟顸愚钝”……

鲁迅评《三国演义》:刘备之德近乎伪,孔明之智近乎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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